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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谷趋势（ID：zgtrend）

 |  路口大爷

对于1978年的江苏来说，可能它做梦都想不到，日后激荡四十年的岁月里，能与它叫板的竟是当时经济增速仅为1%的广东。

彼时，全国GDP排名前四的省市分别是上海、江苏、辽宁、山东，江苏GDP增速高达24.6%，离第一名只有短短一个席位。

在那个万物初生的年代里，苏南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日后这种“苏南模式”将制造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成为中国高层都“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让其他地方眼红不已。而彼时千里之外的深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村，日后的世界工厂东莞，有八成劳动力在从事农业。

1984年，当深圳国贸大厦创造3天一层楼的奇迹时，江苏已经是中国的No.1，山东则超越了辽宁上升到No.2。1988年，稳坐中国经济龙头老大六年之久的江苏，终于跨过了千亿GDP的门槛。同时挤进这个千亿俱乐部的，却不是大象起舞的山东，而是悄然逼近的广东。

一年后，深圳、珠海最早向劳务市场打开大门，“百万劳工下广东”轰动全国，这股孔雀东南飞为广东带来大量人才，也助推了广东GDP首次赶超江苏。

这第一的位置，广东站上就再也没有让过位了。

民间总喜欢把它描绘成一场关于双雄争霸的大戏，但当你深入了解这场中国经济龙头争夺战的历史时，你就会明白，其实广东和江苏竞争关系大概只存在于每年的统计表上，他们的对手，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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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苏南模式遭遇到了第一个小跟头。

在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中国老百姓真正领略了18.6%高通胀的滋味。政府着手准备价格闯关的消息刚传开，各类商品就遭到严重抢购，人们蜂拥跑去银行取线，许多小储蓄所被取空，银行储蓄锐减4000亿。为此国家不得不开动印钞机，导致通货膨胀更为凶猛。

之前乡镇企业从银行拿钱很容易，贷款宽松。大家觉得持续高涨的通货膨胀率，乡镇企业至少要背个小锅。社会各界对乡镇企业的责难声日甚一日，以至于中央在治理整顿经济的时候，也伸出手把乡镇企业拉了进来，关、停、并、转一部分乡镇企业，压缩乡镇企业发展速度。

这一整顿，资金链的断裂声此起彼伏，而国企成为重点保护的对象，优惠政策大部分倾向国企。乡镇企业作为私生子，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1994年，江苏亏损的乡镇企业达到6700多个，一年后这个数字攀升到9060多个，同比增加了25%。集体所有制下的乡镇企业挥泪告别黄金时代。

予江苏以竞争底气的苏南模式不得不启动第一轮转型，好在，江苏很快就找到了命运的转机。

1994年，苏州市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李光耀谈笑风生。在你来我往之间，背靠浦东的苏州如愿拿下了中新工业园区合作项目。

这是新苏南模式的萌芽。与旧苏南模式一样，它同样沿用强政府主导，只不过这次走的是一条出口导向型的路——

地方政府趁着国家大力引进外资的福利政策，用极具竞争力的土地租金政策吸引外资涌入园区，进行成片开发，一亩土地的租金可以低到4位数一年。

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苏南作为上海的经济腹地，凭借人口红利、早期工业化积累深度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中，提出了更为优惠的招商引资措施，如“零地价”、“三免两减”等，承接了大量的IT产业底端加工，成为“全球代工厂”。

到2003年，苏州工业园区经济总量达到了开发之初苏州全市的水平，等于10年再造一个新苏州。换个马甲的苏南模式又一次风行天下。

与此同时，广东几个经济特区针对企业税收优惠的政策也开始普世化，特殊经济地位逐渐式微。看着上海浦东的崛起，屡创奇迹的深圳也开始困惑迷茫了，民间甚至流传，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

听到这个传言，28岁的呙中校恨铁不成钢，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抛出万言书，痛陈深圳经济特区在20年间一步步痛失曾经令人骄傲的经济优势。这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文章被各大论坛疯狂转载，引起极大反响。

江苏的势头让人们瞪大眼睛惊呼，江苏将拿回曾属于它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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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了中国深化改革以及入世的福气，21世纪前后的近20年，在中国的狂飙突进之下，广东和江苏齐齐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1993年，江苏GDP增速更是超过20%。

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也是从那一年起，江苏GDP迈入万亿，增速开始大幅赶超广东。有这样的经济双子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幸事。

2008年，粤苏两强的差距达到了最顶峰的5814.73亿元后，之后开始一路缩小差距。

同年，广东率先提出“腾笼换鸟”的政策，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粤东西北，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珠三角的门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这是旧经济向新经济升级的过程，阵痛不可避免。

好巧不巧，金融风暴席卷之后，国际经济一片狼藉，港资撤离广东，外需因欧美经济下行而大为收缩，对外贸高度依赖的广东难以扭转出口颓势，当时以“世界工厂”东莞为代表的城市，连续三年没有完成GDP增长预定目标，增速垫底，当地大批代工企业倒闭。

尽管江苏也是出口导向性的省份，但是把粤苏的“三驾马车”拉出来一溜，就知道江苏的重头其实是在投资上面。

2013年各省市公布前年GDP数据时，直接引爆了中国经济龙头争夺战的第二次高潮——

江苏以10.1%的增速遥遥领先广东的8.2%，成为全国第二个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元的省份，5.4万亿元，双方差距只有小小3009亿。

江苏离广东，只差着一个茂名。

接下来的三年里，两省的数据格外接近，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江苏的超越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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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惊奇的“神转折”还是发生了。

2016年，被看好的江苏不但没有反超广东，反而终止了八年以来的差距收窄趋势，两省的绝对差距从前年的2696亿元反弹到3426亿元，成为粤苏争霸战中具有拐点意义的风向标。

广东强势反弹，江苏加冕之路是不是越来越远了？

吃瓜看热闹的标准排行研究院选择了一个新的维度——环境治理——来研判两省之间的竞争结局。

在那份2016年“氧吧城市”排行榜中，广东省有14个城市强势入围50强，成为全国入榜城市最多的省份，其中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9市，就有7市入榜，而江苏省则全军覆没。

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调整高度相关。换句话说，广东在发展质量上更为领先。

而且回想起来，在2015年广东快被江苏超越时，广东也得到关键性的一个棋子——2015年4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该试验区确立了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资管理模式，投资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政策红利让广东走的更加铿锵有力。

2018年1月，各省市2017年经济数据一经公布，给粤苏之争一锤定音。

广东熬过了经济转型的阵痛期，漂亮反转，领先了江苏几近一个海南岛。

有人曾说，保证转型升级的成功是战略的成功，而保持总量位次不变只是战术的胜利。如果过分注重总量规模，可能在战术上能够暂时胜利，但贻误了转型升级的时机，造成了战略上的失败就是彻底的失败。

一语道破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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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广东和江苏这两位佼佼者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性。譬如两省都有很强的外源型经济特征，都被视为 “世界工厂”，都经历了从工业化扩张到服务业扩张的阶段。

但有一点很大的不同。

广东模式是多元化的，很多地方都是基于市场力量发展起来。

深圳模式，依靠科技和金融行业两条腿走路。

东莞模式，做世界的加工厂。

湛江、茂名等地的央地合作模式，搞大化工、大钢铁、大项目拉动。

……

而江苏的发展模式则相对单一，最典型的苏南模式就是依靠外资的注入、在强政府主导下实现当地产业的战略转型。

从发展模式的维度来看，多元化的广东抗风险能力较强，特别是遇上2011年之后中国劳动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2012年以来屡屡上演的外资撤离潮、2013年的钱荒......

不过，江苏的区域发展均衡性却要好过广东。江苏最落后的宿迁都能迈过GDP2000亿的门槛，而广东还有4个城市不足千亿，区域发展悬殊。有句话就说，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正是当地的生动写照。

两省头部城市的数据也能从侧面上反映这个问题。2017年，深苏两市的差距5118.88亿，同年江苏和广东的差距是3978.3亿，也就是说，剔除了两个头部城市，江苏的GDP总量其实要大于广东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江苏发展相对更为均匀。

其实在这个“新时代”里，粤苏两省GDP总量孰高孰低，根本就不是重点。与其关注谁是NO.1，还不如关注谁更能挖掘新动力。

在过去四十年的风云变幻中，粤苏两省的对手都不是彼此，而是它们自己。在每一次产业转型的大节点上，粤苏都视自己为敌人，解剖自己，手术自己，抓到新的出口勇往直前。

这是两省的幸运，也是中国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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