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和平：报刊史研究的新视野近代报刊史已有诸多研究成果

近代报刊史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读了王天根的最新研究成果——《近代报刊与社会重构中的传媒镜像（1915——1937）》，令我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首先，该成果以1915——1937年的报刊为研究对象，这是以往报刊史研究涉及较少的部分。已有的近代报刊史研究主要则重于1915年之前，尤以20世纪初期的清末民初为多。如近代报刊史的代表性著作——方汉奇所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912年修订为上下二册重版），全书共计七章，只有第七章“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报刊”中，所涉及的北洋政府时期也只是1915年之前的袁世凯政府时期。又如美国学者白瑞华所著《中国近代报刊史》（苏世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以1912]年为下限。近年来，虽有一些报刊和新闻史的通史性著作问世，内中涉及了1915-1949年的报刊史，但仍相对薄弱；以这一时段为主体的专题性研究著作更是缺少。王天根的这一成果无疑推进和充实了这一时段的报刊史研究。

其次，该成果以这一时段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重构为切入点，包括袁世凯擅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重大问题。这四大问题虽不能概括这一时段所有重大问题，但无疑是对这一时段历史走向产生根本影响的关键问题。因此，这四大问题是近代史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是每一部整体性近代史研究著作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已有过诸多的专题性研究。但是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是研究者对这四大问题的概观性论述，而王天根的这一成果，则从报刊舆论的角度考察社会各界对这四大事件的看法和评判，无疑开辟了一个新的面相。

第三，该成果显示了报刊史研究的新路径。从迄今为止的近代报刊史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路径可以有三个。一是报刊自身的历史，所研究的主要是何谓报刊？何时产生？如何发展？如何经营？有何特点？有何影响？这种报刊史研究虽然也会关怀或涉及社会历史，但只是作为报刊发展的社会原因和社会作用。这种报刊史可以说是近代史中的一科专门史，早期的报刊史研究以此为主线，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

二是历史里的报刊，即以报刊为整体历史研究的一个构件、一种素材、一种资料，也就是说历史研究者根据各自的需要审视报刊作用、利用报刊资料，如报刊如何被党派、集团、群体所用？报刊里有何可用的重要历史素材记载？这种报刊史研究，既将报刊作为整体历史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关注和考察其所发挥的作用，又将报刊作为一种历史文献用作研究资料。这种报刊史研究的著作，一般不用“报刊史”、“新闻史”这样的名称，而是采用某某历史事件与某某报刊、某某党派与某某报刊，或某一时期的历史与报刊之类，以报刊历史与社会历史互动为主要的研究路径。这种报刊史研究，基本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旨在开拓历史研究的视角和资料。

三是报刊里的历史，即以报刊为历史的文字载体，从报刊中寻找历史的踪迹。近代报刊以其所刊载的内容在总体上最富有时间连续性、空间多地性和人间广泛性，可谓是近代历史最全面的见证者和评判者。近代史上一切有意义的事件、有影响的人物、有价值的思想几乎都是报刊的记载对象，虽然各有轻重、各抒己见，但在总体上则有全面反映历史变迁踪迹和人们认知历史差异之功效，可以反映近代历史的另一个面相。这种报刊史研究，大体出现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迄今虽然尚未见及总体性的研究成果，但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不无所见，如以某一、某类、某派、某界、某地、某时报刊为研究对象，考察与其在相关问题和领域上的历史观。

王天根的这一成果，可以说是上述三种研究路径的结合，尤以第三种为主，读后颇有新鲜感，值得关注。

作者简介：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主要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现代化。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院近代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