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末，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2013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2013年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的评选结果出炉，科技界和社科界有462种学术期刊分别入选两个名单。

但是中国近千种法律期刊，28本法学核心期刊却无一上榜，国内法学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之低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冲击，加之学术期刊的评价功能带来的腐败和混乱等现象，也让众多法律人开始思考，繁荣之下隐藏着众多问题的学术期刊，能否代表他们对于法律制度、思想领域的学术研究。

但今年3月，《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的亮相，却让法律界和法学界为之眼前一亮。

中国水准

从1900年12月6日，由赴日留学生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人集资创办我国最早的法学期刊《译书汇编》(月刊)，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代创刊的《公安手册》(1956年1月改为现名《人民公安》)、《政法研究》(《法学研究》前身)等，法律期刊发展到今天已近千种。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学术类期刊、法律部门行业期刊以及法律文化刊物三大种类。

而这三类期刊也各司其职，代表学术类期刊水准的《法学研究》“刊载有关中国法治建设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论文，以展现我国法学理论最新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中国检察官》等部门期刊多以实务交流为办刊宗旨。非学术类期刊，定位则显得轻松活泼。如《法制资讯》内容以法制专业新闻、法制专业资讯、法制专业思想言论为主，广泛反映国内外重要法制信息，充分展示最新和热点法学理论观点。

在这种三足鼎立的法律期刊环境之下，法律出版社社长黄闽选择另辟蹊径。做一本将法律学术与实务相融合，将学术精英和实务专家聚合在一起的法律期刊，是黄闽的一个职业理想。

“目前国内的期刊情况，要么是非常理性、冷静的学术期刊，要么是讲究实务操作的业务期刊。而我们是把学术和实务两类专家聚在一起，共同策划，做一个跨界的综合性法律期刊。”黄闽说。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中国法律评论》从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批准，获得刊号，到正式出版只有不到5个月的时间。

 “执行主编将一本带着墨香的《中国法律评论》送我，这是一本可以品读、品鉴、收藏不弃，具有图书品相的法律期刊，因为在中国法律期刊行列中，《中国法律评论》已具差异优势。”3月19日，黄闽在他的微博上对这本杂志做了推荐。

虽然法律出版社主办的《法律与生活》《人民调解》等期刊依旧是法律出版社的重点期刊，但是却没有一本真正跟法律出版社的地位相匹配、比较专业的法律期刊。而这一直是黄闽想实现的。

2007年，法律出版社曾经以图书的方式做过两期《中国法律评论》，但后来因为人员调动而搁置了。直到2012年，这本法律期刊才又被重新提起，经过一年多的申请、沟通，2013年11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同意法律出版社创办《中国法律评论》。

2013年11月13日，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黄闽、《中国法律评论》常务副主编朱宁和执行主编袁方把这个日子牢牢地记在心间。

这天北京的天气难得的晴朗，他们在法律出版社的屋顶花园，喝着茶说起当时的过程，几个人相当的轻松。但是等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复的过程，却着实让他们揪心，期刊到底能不能做，要不要开始约稿还都是未知数。

冠以“中国”，就要代表中国法律界的水平，这样一个霸气十足的名称能否通过，他们自己心里也没底。虽然多方打探，但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并未透露一丝口风，“如果批准了自然会告诉你们”，袁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对方的回复。

黄闽则保持了他一贯的淡定风格，“以法律出版社60年的积累，不仅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拥有丰厚的作者资源，就是出版社内部近80位编辑组成的编辑队伍也都是中国一流、顶尖的团队，我们绝对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

既有思想又有策略

拿到了刊号，《中国法律评论》各方面的工作也正式开始了，很多法律人正是这个时候听说了法律出版社的这个大动作。黄闽指了指旁边的会议室，“就是在那里，我们邀请了很多专家开座谈会，讨论期刊的定位、特色、未来的发展等问题。让我们感动的是，他们的参与度都很高，提出了很多的想法和建议”。

《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总编辑刘桂明说，如果《中国法学》、《法学研究》这类学术型的期刊是阳春白雪，《民主与法制》是下里巴人，那么《中国法律评论》就是另辟蹊径，做一种独具特色的创新。他觉得这样一个刊物只要用心做，自然会有它的空间和比较好的前景。

黄闽坦言，中国社会目前处在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在立法、行政执法、司法等方面的法律存在一些疏失、缺失、矛盾甚至冲突，那么就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精英能够共同去检视、分析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如何完善中国法治，从而推动法治的建设。所以，一本既有思想又有策略的期刊，在中国众多的法律期刊当中，优越性、差异性显而易见。

他们在杂志中设立了对话、专论、思想等栏目，希望为国家、社会的治理提供策略。这也是《中国法律评论》封面上两列小字“思想之库府，策略之机枢”的寓意。

黄闽有一个更大的想法，在这本杂志上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些共识。“同样的一个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共同探讨。同为法律人，检察官、法官也好，学者、律师也罢，在这里唱‘同一首歌’。”黄闽说。

他乐于见到通过《中国法律评论》，一位律师能看到法官的观点、学者的想法以及其他律师或者政府人员的见解。“就这样在这个平台上形成聚合，就像发动机的气缸一样，借由空气和燃油的共同发力，释放出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动力。”黄闽补充道。

“我们是趟出来的一个期刊模式，同一个主题，实务界、学术界都来谈，观点不同，角度也不同，这是颠覆性的，没有任何一个期刊这么做过。”朱宁谈道。她表示，他们的杂志也并不把进入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当做最重要的目标，同时也不会像实务型期刊一样过分注重商业利益。

有学者表示，与学术单位主办期刊相比，这样一个以出版商为平台的期刊，的确会更超脱一些。在我国法学界，法律期刊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包括学位、学历、职称、晋升以及一些资格的获得，都会受到这个平台的影响和制约。

收版面费刊登关系稿、内部稿等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让很多刊物失去了水准和格调。而法律出版社也早早释出消息，《中国法律评论》不收版面费，能否上版，得看“四审终审制”的评委们怎么看，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高度。

对黄闽来说，如何能够保持杂志一贯的高端，坚持自己的特色更不容易。“这本杂志能不能按照最初的想法、理念长期的坚持，形成办刊的差异化；杂志能否保持水准，长期的团结这些一流专家来撰稿；最后能不能经得起读者的检验，现在万里长征才走了一步。”黄闽的语气并不轻松。

法律家和法学家

法学家与法律家仅一字之差，但两大群体的立足点、主要职责、基本功能又各不相同。

法学家的基本立足点是“法律之外”，即站在法律之外看法律。既然名为法学家，那就应当以法学研究为业。法律家的基本立足点是“法律之内”，即站在法律之内看法律。这容易造成法学家很少涉猎判例，法律家很少研究学术。法学家和法律家的分离甚至对立也造成了今天学术期刊和实务期刊的界限分明。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认为，由于中国处在一个法律制度尚未完成的阶段，很多的实务型学术杂志倾向于从立法论的角度、制度设计方面来考虑问题，于是很多的学者为了中国的法制建设，或者在法律实务方面有一些影响，会过于强调“奏折法学”，这种强烈试图干预现实的实务型期刊缺乏学理基础。

“在我们国家，许多真正成名的学者大部分是书斋里的理论家，他们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没那么感兴趣。但是部门法的学者，相对来说在理论方面的探讨又不是非常的深入，最后可能就是各说各的话。”季卫东说。

这也是季卫东担心《中国法律评论》能够做到使双方专家在一个平台上发声，却没办法在内容上真正对话的原因。他觉得中国并不缺乏实务问题探讨的平台，中国缺乏的是根据实际调查作出非常透彻的法理分析，或者能够根据理论来针对现实问题作出深度分析的高端平台。

《中国法律评论》也确实是遇上了理论和实践不可兼得的难题。“策略”栏目是《中国法律评论》的压轴板块，希望通过关注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社会现象，提出专家的见解，给决策层一些小小的启示。虽然文章不长，但是朱宁和袁方却把这个板块视为当前最大的难题，约了十几篇稿子，最后只有5篇能够发表。

这些文章既要求作者的知识储备充分，文笔要好，同时还需要能提出策略来。袁方说：“以医患关系的选题为例，做研究的不一定了解实际情况，了解医院的又不一定能在有限的篇幅里表达深刻的观点，难就难在这儿。”

能否做到融合法律领域的学院派和实务专家，黄闽社长并没有太多的担心，他认为不管是哪个类型的法律人，都能找到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受过良好的法律训练、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追求公平正义，在这个基础上便可以打通学术与实务的障碍，聚集一流法学家的主张、观点和思想。

本文刊登于《法治周末》，2014年2月26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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