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 普华永道：经济民族主义是否会削弱创新？近期

近期，普华永道思略特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第13年度开展的《2017年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认为尽管全球创新1000强企业的研发支出在2017年保持稳步增长，但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可能很快会影响到企业全球创新工作的人才、投资和创意交流。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对报告内容进行了删减。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浏览及下载该报告中文完整版。

两年前，在思略特每年针对全球最大的1000家上市企业研发支出开展的研究报告，即《2015年全球创新1000强》中，我们绘制了全球创新模式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从总部所在国之外招聘人才，并设立贴近目标市场的研发中心。他们对这些分散化机构的管理日益得心应手，并将这些机构与强大的研发中心联系起来，同时保持整个研发网络的灵活性。我们的研究显示，94%的研发支出大户都采用了这种全球创新模式。研究还发现，与更注重本土发展的竞争对手相比，海外研发支出占比不低于60%的企业，在运营利润率和资产回报方面高出30%，在运营收入增长方面高出20%。

目前的这些政治言论是否会在将来变成可能影响到全球研发网络的政策？跨国企业还不确定。在制定业务和创新战略的相关计划时，他们仔细留意着事态的进展。哪怕是经济民族主义继续扩散，企业创新的目标也不大可能改变，但可能对全球创新模式做出调整。在许多企业中，目前灵活敏捷、互为依托的研发网络可能会发展成为一连串独立自主的研发枢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效率低下、重复劳动、成本上升。

尽管全球创新1000强企业的研发支出在2017年保持稳步增长，但我们的研究显示，许多企业已经感觉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影响。大部分受访对象表示，经济民族主义趋势的持续将对其研发活动起到重大或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如果后续有更多的民族主义政策出台，许多受访对象表示将会在未来两年内对研发进行调整，四分之三的受访对象表示将会在未来五年内采取行动。

“对签证的限制、对人才流动的限制、共享技术和知识的难易程度，这些话题无一出现在我们2016年的战略评估中，但现在已经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沃茨水工业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帕加诺（Robert Pagano）如此表示。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为管道、供暖和净水行业提供解决方案的国际供应商，研发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洲。帕加诺指出，当企业规划未来的研发活动时，“他们需要根据目前和未来的环境来研究不同的场景。关键在于，目前必须保持灵活，避免在未来陷入可能的政治热点。不确定性只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

直面未知

大型企业在总部所在国之外开展研发已有数十年的历史。1956年，IBM在瑞士成立首个海外研发中心；许多日本车企也于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成立了设计中心。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随着业务本身的全球化以及网络通讯的成熟，企业的全球研发开始加速。创新企业的主要动力是能够打开更广阔的人才库，当地研发机构可以靠近增长型市场和生产基地。

但经济民族主义正迫使全球各地的企业考虑整体化的全球研发网络是否具备可持续性。52%的受访对象表示，经济民族主义的整体趋势将对其研发活动起到重大或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地区，日本的受访对象认为影响最大，58%认为影响程度在中等及以上。其次是来自欧洲和我们定义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受访对象，占比均为52%，美国以48%的占比紧随其后。

尽管近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表示，并未感觉到压力去调整总部所在国的创新方法，但仍有30%的受访对象表示已经感觉到压力，需要调整研发的地点或方式。此外，23%的受访对象在其他国家（总部所在国之外）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近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称，在研发人才的获取或挽留方面已经感觉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影响，出于签证或工作限制的原因，他们遭遇到人才流失、可用人才减少、当地人才聘用率上升。

2014年至2016年，受访对象表示所在企业的创新战略与业务战略高度结合的从27.7%稳步上升到31.8%。但在2017年，该比例下降到25.8%，同比降幅达19%。我们认为，全球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是背后的元凶。没有其他任何重大的商业或经济格局变化能解释该比例的迅速滑落。

发现软肋

如果经济民族主义影响到研发，哪些经济体会损失最大，哪些经济体会从中受益？我们就此问题询问了受访对象。“净风险指数”显示了相对于国家的结构性风险，受访对象如何看待各国将会遭遇的境况（我们根据受访对象对各个国家经济风险和收益的预测情况进行总的估算，从而为各个国家计算出一个净风险指数得分）。国家的结构性风险，我们以外资企业在该国开展研发的金额表示，并将此类研发定义为某个国家的“输入型”研发。在受访对象看来，美国目前是研发最容易受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影响的国家，英国、中国、墨西哥和印度紧随其后。

我们曾提到，全球创新模式的根基是信息、资金和人才相对自由的流动。我们2015年的报告指出，按金额计算，美国是企业研发最大的输入国，中国位居第二。但中国的研发输入占到中国境内的总研发金额很大一部分（比例为81%，相比之下，美国的占比为36%），使得中国的创新极度依赖于外资企业。

美国

如果人才流动出现问题，美国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虽然移民仅占美国整个劳动力群体的16.9%，但他们在高科技、科学和工程领域内的占比惊人。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移民在计算机及数学相关的岗位中比例占到32%，而在其他科学和工程相关的岗位中占到24%。

在美国的研究生群体中，国际学生在工程类和计算机科学类（许多企业研发岗位的主要招聘对象）学科的占比显著高于移民在全美人口中的占比。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外籍学生占到电子工程类研究生的81%，占到计算机科学类的79%，占到工业工程类的75%，占到机械工程类的62%。

美国朝着经济民族主义的转向已经影响到申请美国院校的国外学生。尽管全美的申请和登记注册数据要到2018年初才能揭晓，但是一份由美国大学注册招生办公室协会携手多家教育机构的调研显示，39%的高校遭遇国际学生申请数量显著下降的情况。有传闻说，部分研究生院的国际学生申请下降了10%～30%。

经济民族主义对非大城市周边的小型院校造成的影响更大。2017年，位于拉伯克的德州理工大学的国际学生申请数量降低了20%，录取率也降低了7%。该校研究院助理院长布兰登·威克斯（Brandon Weeks）认为：“学生们很焦虑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认为像德州理工这样的中等学府可能会首当其冲 — 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觉察到这种痛苦。”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这种发展态势做出了反应，出台了更友好、更透明的移民政策，设法吸引国际学生前往他们国家的高校就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调整了针对国际学生的政策，申请程序更简洁，工作学习签证的要求更简单，毕业后留下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更加明确。中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对高等教育体系投入巨资，用以发展、吸引和挽留自己的研发人才。

英国

我们的调研显示，英国是受影响第二大的国家。脱欧谈判仍在进行之中，尚不清楚脱离欧盟会对英国企业和高校吸引人才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脱欧公投前夕，作为全球最大的工程组织之一，英国工程技术学会曾警告说，如果英国企业在招聘欧盟的工程技术人员方面遭遇障碍，则该国本已严峻的技术工人短缺情况将会雪上加霜。此外，英国高校的工作人员也曾警告说，在过去几年稳步上升后，2017年欧盟学生的申请数量将会减少。剑桥大学2016年末公布的数据显示，申请2017年入学的欧盟本科生数量下降17%。

英国的研发项目不力，可能在全国产生连锁效应。尽管脱欧的最终结果尚不明确，但那位欧洲企业高管担心英国可能更加孤立：“英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可能恶化；与亚洲和美洲相比，欧洲（不单单是欧盟）整体的实力将会被削弱。”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年中，欧洲在全球创新方面的整体排名不断下跌。我们2015年的全球创新分析显示，2007年至2015年间，欧洲的研发支出已经从第一跌至第三，落后于亚洲和北美。

中国

在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三。这不难理解：2007年至2015年间，中国的企业研发总支出上涨了120%，达到550亿美元；但在2015年，超过八成的研发支出（440亿美元）来自于国外企业，其中美国企业占据绝对优势。此外，尽管中国本土企业在国内的研发支出多年来一直呈两位数增长，但却在2017年出现了拐点。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下降了3.3%，这是我们2005年开展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以来首次出现下降（注：2017年中国企业研发支出下降主要受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下跌，以及由于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金融政策收紧导致的工业品领域研发投入减少所致）。这些趋势相互叠加，使得中国在面临来自海外的研发投入出现变数时尤为容易受到影响。

然而，有25%的受访对象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对全球创新的影响而获益（43%的受访对象认为存在风险）。作为研发基地，中国仍有巨大的吸引力，包括贴近高速增长的市场和主要的生产基地，以及研发成本低廉。如果以美国为代表的其他地区的移民和贸易政策不利于研发，中国可能因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甚至美国和英国的企业加大对华研发而获益。

我们的受访对象还指出，一些国家的研发可能会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而从一定程度上获益。其中排名榜首的是加拿大，我们曾提到过，随着美国收紧签证和移民政策，加拿大则希望自己的高校体系能够吸引国际创新人才，而且加拿大在跨国企业看来已经成为北美地区的备选方案。例如，2016年，微软在距离美加边境不远的温哥华市区设立了研发中心，设有750个研发岗位，每年预计能带来1.8亿美元的经济效应。根据我们的调研，不断重申其全球化政策立场的德国，是第二个最有可能获益的国家。对于出口额占到全国GDP近47%的德国而言，这种开放性对于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紧随德国的是法国，新当选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政见中强调了创新对法国经济的重要性。在或许需要将业务枢纽从英国撤出的企业看来，德法两国是不错的选择；多家大型银行已经宣布，计划将部分工作岗位从伦敦迁至法兰克福。

准备应对

我们的受访对象指出，如果经济民族主义继续抬头，他们将做出一系列的应变，从而保持企业研发的活力。从他们频繁提到的各种可能的措施中，我们能一窥全球研发模式未来如何发展。我们研究得出的关键结果是，在人才流动受到影响的环境下，企业最有可能在当地区域市场而不是母国市场招聘专业人才（占到受访对象的37%），以及未来在区域市场设立研发机构（33%）。

也有18%的受访对象指出，如果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减少员工数量和增加自动化程度也是可能的应对方案。当然，自动化是另外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不得不设立独立程度较高的创新模式，重复工作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能伴随出现，而自动化则能降低相关的成本。但是，自动化不能解决难以在最理想、价值最高的研发基地安置（或招聘）顶尖人才的问题。不断发展的创新模式可能会更加依赖于数字化的协作工具，而人才在整个研发网络中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也更低。59%的受访对象表示，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会促使他们增加对此类工具的使用。

当我们根据企业业绩和创新战略进一步深入研究各类回复时，单个企业的需求和能力方面出现了分歧。例如，在业绩一般及偏下的企业中，对经济民族主义迫使企业改变其研发运作表示怀疑的受访对象占比最高，分别为35%和34%，并不认为研发会因为经济民族主义而做出任何改变。在业绩出色的企业中，持同样意见的受访对象占比为23%（企业的业绩水平由受访对象以所在企业的收入增长高于、低于或等同于主要竞争对手的方式自行提供）。

业绩出色的企业更可能预测到变化，也更可能采取行动。41%的受访对象表示未来可能在区域市场中设立研发中心，39%表示可能在当地区域市场中招聘更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在业绩欠佳的企业中，这一占比分别仅为25%和34%。有趣的是，业绩欠佳的企业最有可能采取危及整体研发的行动：15%的受访对象表示可能将研发中心迁离目前的制造基地，与之相比，在业绩出色的企业中，这一占比为11%（参见下图“不同业绩表现下的规划”）。

过去十年中，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跟踪了企业用于创造产品并推向市场的独特创新战略。我们发现，几乎每家企业都遵循着三种基本创新战略之一：需求搜寻者聚焦与客户的直接交流以获取新的洞察，并凭借对最终用户的卓越认识来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满足尚未成型的需求；市场阅读者密切监控竞争对手和客户，通过有效利用市场趋势来创造价值，以快速跟随者的方式满足客户明确的需求。技术推动者依靠内部技术能力来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并将这些技术推向市场，寻求合适的用途。

对于需求搜寻者和技术推动者而言，创新支出对于整体业务模式和战略的重要性高于其他企业。这两类企业的研发支出所占收入的比重是市场阅读者的两倍。因此，在需求搜寻者和技术推动者中，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会对运营带来风险的受访对象比例更高（当被问及经济民族主义会对研发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时，分别有56%和54%的受访对象认为会有重大或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在市场阅读者中，这一比例较低（47%）。

如果经济民族主义扩散，需求搜寻者和市场阅读者都比技术推动者更倾向于在当地区域市场中招聘专业化人才或未来在区域市场中设立研发中心。尽管技术推动者最倾向于认为无需改变，但此类企业通常是拥有大规模的工程中心，且最有可能在经济民族主义影响到运营的情况下采用自动化（参见 “不同创新战略下的规划”）。

意外后果定律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由于经济陷入泥潭，各国相互较劲，不断提高贸易壁垒，全球爆发了持续多年的贸易战。如今时过境迁，过去数十年来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全球创新模式肯定不会轰然倒塌。总部设在纽约州白源市的ITT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高科技工程设计及制造类多元化企业，该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卢卡·萨维（Luca Savi）告诉我们，他为中短期内因保护主义抬头而对研发和人才获取造成的挑战感到担心，但又信心十足地认为“必将在未来重归理性”。

但如果经济民族主义扎根，全球创新模式可能被迫发生变化以适应新形势。我们认为，如今集成化、相互依赖的研发网络将发展成为能够自负盈亏、功能完善的研发节点。这些研发节点在决策权和具备的能力上将会有更高的自主权。在这种模式下，企业需要研究如何管理因此而攀升的成本。例如，顶尖的人才不能轻松地在整个研发网络中调动，各个研发机构不得不在当地聘用，从而造成了人才的冗余。

这种自主研发模式并不新鲜。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联合攻击战斗机和波音公司的787梦幻客机这两个史上最大航空项目的开发，都是与合作国家和合作企业签订了长期协议，通过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中心分担研发和生产成本。此举的好处是市场更广，前期投入和风险更低，与国外政府、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更紧密。但是这种安排也引起了项目管理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复杂挑战。汽车、清洁能源、半导体和软件等具有国家级战略重要性的产业和项目可能也会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和出于政治原因的挑战。

与此同时，由于难以判断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呼声会如何落实成为政策行动，许多企业以静观其变的姿态加以应对，这无可厚非。美国科模热思是英国斯派莎克的子公司，专注于先进的热技术，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萨特（Mike Sutter）指出：“在制定2018年度预算时，我们考虑到了通常被称为保护主义的情况。我们在过去并没有为此担心，而且我们也不准备在这方面花太多时间，因为目前情况还不够清楚。态势可大可小。”

但是企业负责人当下就需要制定应急计划。例如，他们必须考虑如何重新调整业务和创新战略，自主程度和冗余程度都更高的创新网络应该如何运作。他们需要考虑研发中心的人员如何编制、资源如何调配：将他们调离生产中心是一种短视的行为。相反，他们应该准备好让这些研发中心做到自给自足。他们必须考虑是否具备保持沟通和效率所需的数字化协作工具，同时管理不断攀升的成本。退一步说，企业还必须认识到经济民族主义可能带来战略风险，这类风险直接影响到他们是否能成为有效的创新者。企业需要确保创新负责人手下有合适的人才，能够考虑到上述问题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不利局面。

由于从经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的各项政策仍在酝酿之中，对企业研发战略和运营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这些政策可能造成创新项目的成本更高、更为繁琐。我们应该谨慎应对这种计划之外的后果。创新驱动增长、改善生活、创造就业，而这些正是人类的共同目标。

作者：

巴里·雅日泽尔斯基：普华永道思略特合伙人，常驻新泽西州弗洛厄姆帕尔克，主要为高科技和工业品企业的高管提供企业战略和创新战略方面的咨询服务。

沃克·斯塔克：普华永道思略特创新咨询业务合伙人，常驻迈阿密。他主要协助汽车、工业品和科技类企业打造从战略到实施的全方位创新能力。

罗伯特·察瓦里克：普华永道思略特合伙人，常驻纽约。他主要为汽车、工业品、石油和燃气企业打造从战略到实施的全方位制造和产品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