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走近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王泽山、侯云德，感受中国科学今天（1月8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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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今天（1月8日）上午，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五项大奖结果公布，王泽山傻大方资讯 http:///和侯云德傻大方资讯 http:///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同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傻大方资讯 http:///。

王泽山：“火炸药王”的人生信念——国家需要的就去做

他用现代科技的“钥匙”，打开了古代中国最辉煌的发现之一：火药的宝库，让位列四大发明的火药，在现代中国焕发出新的辉煌。

王泽山，这个被称为中国“火炸药王”的科学家，凭借着在“废弃火炸药再利用”“低温度感度发射装药与工艺技术”“等模块装药和远程、低膛压发射装药技术”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三次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一等奖，其中两次是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位推进我国火炸药整体技术实力进入世界前列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跟随中国兵器步伐，促进让中国的火炸药事业的“复兴”傻大方资讯 http:///。

2018年1月8日，他第四次登上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领奖台，这一次，迎接他的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

勇冠中国“火炸药王”

作为南京理工大学校园中最年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家称王泽山为“80后”院士，既因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也因他外形和头脑都“太年轻”傻大方资讯 http:///。身材瘦削、腰杆笔直的王泽山精力十分充沛，每天走路爬楼健步如飞，他的头脑仍然灵活，82岁还能熟练操作各种数码产品，做漂亮的PPT。

这位“年轻”的老人，他所研究的火炸药曾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现代科技中，火炸药被归入含能材料之中，仍是决定现代武器威力和射程的关键性因素。“例如，飞机离开了火炸药，就不能发射导弹，坦克没有火炸药，见了面也不能开炮。离开火炸药，现有的很多武器都会失去作用。”据王泽山介绍，火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体现。“离开它，某些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都难以发挥作用。”

翻开王泽山的履历，他的科研突破从“废弃火炸药再利用”开始。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储备超期的火炸药成为巨大隐患，由此国库每年都会有万吨以上的退役火炸药。过去，我国的报废弹药基本采用“火烧、炸毁为主”，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世界各大国也都在努力研究报废弹药处理的难题，但是弹药种类多、药型复杂、风险大，使得这项研究进展缓慢。

王泽山带领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攻关项目，下工厂、跑部队，攻下了一道道难关。一堆堆危险有毒的过期火炸药，变成了二十余种畅销国内外的军用和民用产品，不仅为国家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为青山绿水远离废炸药的隐忧，提供了技术条件。作为该技术的第一发明人，王泽山摘得1993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王泽山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接着冲击“低温度感度技术”——希望通过控制火药燃烧的方式，降低火炸药的燃点，这是一个需要打破自然规律的尝试，非常困难。然而王泽山认准了这个方向，在随后的时间里，他和团队不断尝试，构建了火药燃速与燃面的等效关系，并发现了能够弥补温度影响的新材料，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在1996年又一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此后历经二十多年时间，王泽山又发明了“等模块装药和远程、低膛压发射装药技术”。

“目前各国火炮都是‘双模块装药’，即为了满足火炮不同的射程要求，装药发射前需要在不同的单元模块间进行更换。”王泽山说，如何在不变更模块种类的情况下通过模块数量的不同组合来实现火炮对于远近不同目标的打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谁先搞出来，谁就能在炮火技术上领先别人一大步。”退休后的20年里，王泽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这个问题的技术攻关上。最终突破了技术难关，实现了用同一种单元模块，通过数量的不同组合，实现火炮对于远近不同目标的打击，为我国发展新一代武器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该技术获2015年度国防技术发明奖特等奖，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60余年，三获国家科技大奖，再到此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火炸药王”傻大方资讯 http:///。

制胜世界的科研健将

肖忠良是王泽山的“开门大弟子”，这位如今从事火炸药研究逾40多年的南京理工大学教师回忆说，他研究火炸药时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王泽山的著作，“这是我国自己独立原创的火炸药理论著作。”

尽管火炸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但现代火炸药的发展中心却在欧洲。到新中国成立时，建立这方面的技术路线和完善理论体系架构就成为不可偏废的当务之急。在这个背景下，王泽山不仅重视重大技术发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是沉甸甸的。他撰写了15部学术著作、百余篇研究论文，为相对单一的发射装药学向火炮、弹丸、火药、弹道等多学科交叉发展奠定了基础。

“做研究不在意多快能出成果、花多少精力就能见效益，在老师这儿，十年、二十年磨一剑是常有的事。”肖忠良说，从基础科学，到发明技术，再到工程应用，王泽山团队的每一项创新都有原创的原理做支撑，每一个发明突破背后，都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王泽山看来,如今遇到难题时,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去参照国外的解决方案和研究进展,但他总希望走一条自己的路,做出超越国外水平的原创成果傻大方资讯 http:///。“把理论吃透，把原理搞扎实，这是迎难而上的底气，这就是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工’。”王泽山说。

让中国的火炸药研究“世界领先”，”在军事领域实现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成果。”这是王泽山科研生涯的终极目标傻大方资讯 http:///。他坦言：“不喜欢走别人走过的老路。”并以此告诫研究团队：“一定要有超越意识，不能一味跟踪国外的路径，做简单地仿制研究，而是要做出真正有水平的研究成果傻大方资讯 http:///。”

王泽山一生的研究都定位于此。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怡昕的话说，王泽山的研究成果不是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领先。

让他首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废弃火炸药再利用”，曾是世界各国都“头疼”的问题，当时对废弃炸药通常采取露天焚烧、倒入海洋，或者埋入深深的地下的方法，可这些方法既浪费，又存在环境污染和爆炸的隐患，被国际法所禁止。“废弃火炸药、退役火炸药综合利用是一个循环的、连绵不断的世界军事大国例行的公务，每年都要处理，每年都有新东西。”王泽山说。当时，国际上尚缺少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再利用技术，而王泽山的研究成果，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可行技术路径，填补了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让他三度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等模块装药技术”，曾是国外历时多年因无法突破技术瓶颈，被迫中断的一项研究。“仅用一种单元模块究竟能不能实现火炮射程的全弹道覆盖？这个问题我连续地思考了三年。最后在思考中设计出补偿装药的技术方案，解决了这一难题。”王泽山说。

这样一来，我国火炮的射程提高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有效降低25％以上。“在同类火炮比较中，只有比对方射程更远一点，才能在战争对抗中保持优势地位。”团队成员、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研究员堵平说：“正是这样一公里一公里的提升和攻克，如今，采用南理工火药装药研究成果的火炮，其射程是世界同类火炮中最远的。”

为御外辱誓壮国防

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82岁高龄还跟着团队赴内蒙古，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一干就是十天，亲力亲为做实验。“我这一辈子，除了还能做火炸药研究这一件事，别的都不擅长。”王泽山说，自己的生活跟科研分不开。“一旦离开，就会感觉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傻大方资讯 http:///”是什么样的情怀，支撑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奔走在军工强国的第一线？线索要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寻找。

王泽山出生于1935年，幼时住在吉林市远郊的桦皮厂镇。那时，东北大部已被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占据。“我那时还小，不明白什么是‘满洲国’。”王泽山回忆说：由于国民被迫接受“伪满”教育，年幼的他以为大家都是“满洲国”人。但他的父亲却严肃地告诉王泽山：“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父亲的话深深地镌刻在他幼小的心里，驱散了蛮横的入侵者所带来的困惑。

“当时的生存环境多么严峻，如果被告发肯定会没命。”王泽山说：“那个时候，我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知道。”“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就做奴隶，被人欺负。怎么才能好？要有自己的国家，而且要富强，要强国。”王泽山的父亲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气节，同时也把这份骨气传递给幼小的王泽山。从此，他暗下决心：“绝不做亡国奴”。

1954年，19岁的王泽山高中毕业了，这时，抗美援朝的硝烟刚刚散尽。“我们任何人都不希望有战争，愿世界充满和平，但中国的近代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没有自己强大的国防，就相当于没有自己的国门。傻大方资讯 http:///”带着这样的理想，王泽山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走进了这所被称作共和国军事科技的“黄埔军校”。

当时，海军、空军是热门，可王泽山却选择了最冷门的火炸药专业。这是一个研究领域狭窄、危险性高，被人们视作“一辈子也出不了名”的专业，然而它同时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在所有战略、战术武器系统中都不可或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武器的装备水平。“大家都不去考虑这些比较边角的专业，但我想既然是设立的重要专业，国家需要的就都需要人去做。”于是，王泽山成为唯一自愿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

“国家需要的我就去做傻大方资讯 http:///。”为了这一个信念，王泽山一心扑在火炸药的研究上。他对生活的需求简单到了极致，不用秘书、不要专车、不想为任何琐事浪费时间，甚至连“理发由家里人理，到理发店受人摆布也浪费时间。”在他的生活中，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没有固定的一日三餐，甚至泡好的咖啡也总是忘了喝，冷掉再热热了又会放冷，但是他却能准确记得每一项关键技术指标，自己经手的试验时隔多久都能清晰还原。

82岁的他，心中的使命感，一如六十年多前站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门前的青年般的强烈与炽热。“我确实有这个精力，感觉必须要做，对咱们整个国防有贡献为什么不做？我接受这个任务一定要把它搞好，这是国家给我的使命傻大方资讯 http:///。”

创新路上“不老青松”

“读书从薄到厚，再由厚到薄。”在哈军工读书时期听数学家华罗庚报告而习得的这句名言，王泽山揣摩了一辈子。“我想，华先生的说法有深刻的含义。”他说：“我理解为读书是取其精华的过程，不一定要记住全书的内容或每一句话。但每读一次，要更接近其本质，理解其内涵、掌握其要领。”

这种“追求本质”的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了王泽山的脑海中。“对一个事情，或听别人的一段话，都注意在众多方面的因素中，找到它的核心，并设法用几句话道出它的本质。”他说：“在追求本质过程中，我的思想从不空白傻大方资讯 http:///。”

善于思考的王泽山，无论是科研还是生活,总保持着对新事物的敏锐和热情。傻大方资讯 http:///

少年时期，他就很喜欢阅读《十万个为什么》这类科普读物，认为这本书籍引导他“去认识绚丽的世界。”“面对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各门类的事物，都想问个为什么？”王泽山说，他用这种方式也思考、观察了周围的事物，扩大了知识面。“在思考中，也培养了思维能力和求索的欲望。”

及至走上科研道路，这种热情也丝毫未减。上个世纪60年代末，南京理工大学建立了电子计算机系统，王泽山是全校第一个大量使用本校的计算机且最早用于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专家。他“躲”在实验室里3年，沉浸在自己的科研里，将计算机技术、诺模图设计原理引入我国火药教学、科研和火药装药学体系中，发展了“解析设计”、“表解设计”和“诺模图设计”的理论和设计方法。在计算机进化至晶体管时代，王院士的第一部学术著作问世了。这部50万字的《发射药的应用理论》，陈述了一种新的装药技术和新的设计计算方法，使复杂变得简单。此时，王泽山才40多岁。

王泽山还总结出了一套“为什么与怎么做”的思考方法。他认为“‘为什么’的思考方法主要是理解和认识型的思考方法，‘为什么与怎么做’的思考方法是创造型的思考方法。傻大方资讯 http:///”“我的20多项发明专利，多数是在创造型的思考中形成的。因此，我也在教学中，常用‘为什么与怎么做’的思考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他说。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面对学生们有时天马行空的想法,“王老从不简单否定,而是和我们一起耐心分析利弊。”博士生刘志涛说。

即便是如今耄耋之年，王泽山也从来不在办公室内坐等实验数据和结果出来傻大方资讯 http:///。有一次团队去内蒙古靶场做实验，当时室外的温度已经是零下26-27摄氏度，就连做实验用的高速摄像机都因环境条件太恶劣而“罢工”了。可王泽山却和大家一样，在外面一呆就是一整天。一天的实验做下来，年轻人都感觉疲惫不堪，可王泽山，晚上还要核对和验证白天取得的各类实验数据，反复查找实验过程有无疏漏之处。“他好像根本不知道疲倦似的。不管前一天睡得多晚，第二天他照常会精神焕发地和我们一起出现在实验现场。”堵平说。

在生活里，80多岁的王泽山却活出了“80后”的精气神。他精力充沛，每天开车上下班，他喜欢接触和了解各种新生事物，经常在微信上和大家交流。平时出差订机票、预订宾馆，都是自己在网上操作完成，甚至是一些重要的PPT和汇报材料都是自己做。近些年来，王泽山出的每一本专著，从文章的打字、排版、绘图，到封面的设计，无一不是他亲力而为。“从没感觉他已经80多岁了，王院士有一颗年轻人的心脏。”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席占稳为此感叹不已。

捧回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荣誉之后，“年轻”的老院士王泽山，还将继续在他钟爱的火炸药研究领域，以满腔热血和坚定的信念开辟新的天地。“接下来，我可以给他们提提建议，专心思考一些理论问题或者写作。”这是他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安排。

侯云德：阻击传染病战场上的一线“老将军”

如果“非典”再来一次，你害怕么？

这个问题让许多人不觉一愣。悄然间，2003年那场席卷全国的疫情已过去15年，“突发传染病”对中国人而言似乎变成了有些陌生的字眼。

然而，平静的背后，H5N1、H7N9、H1N1、MERS……凶险的新发病毒在近十年来从未停止过对人类的侵袭，在我国，由于织就的一张传染病综合防控体系的大网，抵挡住病毒一轮轮攻击，才得以让瘟疫消弭于无形。

侯云德院士，正是那个参与编织大网的功臣老人。傻大方资讯 http:///

自79岁扛起“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的大旗，这位中国分子病毒学的奠基人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创者把晚年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与传染病对抗的战场上不曾退让半步，只因为“为了民生，科学家就该站在斗争最前列”。

1月8日，他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大红证书。

这是共和国的最高科技荣誉。

掌声如春雷般响起，献给这位89岁仍镇守中国人传染病健康防线的“老将军”。

“这个叫侯云德的年轻人是谁？”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只是做了点实实在在的事，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会议室里，谈及自己的获奖心情，侯云德语调平和，言辞简短。皮肤白皙、鲜有皱纹、眉毛乌黑、耳聪目明，时光似乎对这位耄耋老人格外厚待，他多数时间安然静坐，只在同事和后辈盛赞时，露出些许微笑。

“侯老师就是这样，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更很少谈论自己。”侯云德的学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段招军说，“但当你仔细去了解他的科研经历，你就会发现，很少有科学家能像他那样，一个创新接着一个创新，一个高潮连着又一个高潮，始终做那个站在前沿的人。傻大方资讯 http:///”

“了解侯院士你就会明白，如果将病毒比作危害人类健康的地狱魔鬼，那他就是当代人间降魔捉鬼‘活钟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武桂珍说。

1958年的初冬，一位英俊的中国青年敲开了前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的大门，他就是29岁的侯云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被选派留苏的人才来到了莫斯科，专攻病毒学。

侯云德早年留学前苏联留影／资料图片

甫一进所，侯云德就引起了导师的注意。研究所每天四点半下班，侯云德就“赖”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继续学习，直至午夜地铁发出末班车，他才赶回住处。久而久之，他成了全研究所最晚下班的人，门卫干脆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他。

一天，研究所突然“炸开了锅”，所里动物室的实验用小白鼠竟一下子死光了。症状陌生，病毒未知，令苏联专家大感挠头，侯云德也在默默琢磨。几番查找文献，他猛然注意到，小鼠的传染和死亡特征与一种少见的病原体——仙台病毒相吻合，为了证实推断，他急忙找到小鼠样本，反复尝试，最终在实验室里成功分离出了病毒，并立即报告给了导师。“一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竟有这样的本事！”侯云德的发现震动了整个研究所。

侯云德没有满足。小鼠的症状令侯云德怀疑仙台病毒对人也有致病性，他顺藤摸瓜，研究越来越深入，最终首次发现了仙台病毒在血清学上存在两个型别傻大方资讯 http:///，证实了他的猜测，同时，又在1961年首次发现了仙台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融合的现象，成为国际上最早发现细胞融合的科学家之一傻大方资讯 http:///，并间接推动了国际上“划时代”的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的诞生傻大方资讯 http:///。

围绕着这些发现，侯云德在留苏期间发表了17篇论文。由于频频发稿，前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地跑到研究所问：“这个叫侯云德的年轻人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鉴于他的优异表现，前苏联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侯云德前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的留苏学生中极为罕见，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研究所几十年的历史上，也前所未有。

侯云德与博士导师戈尔布诺娃合影／资料图片

在庆祝侯云德荣获博士学位的宴会上，所长对他苦苦挽留，他的导师热泪盈眶地说，“侯云德博士是我从事科研工作30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位如此优秀的科学家，这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病毒所的荣誉！”

这一切，并不能阻挡一颗为国效力、归心似箭的心。

中国“干扰素之父”

5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侯云德酷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隔70多年，侯云德仍清楚地记得，在马克思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条写道，“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这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1962年，学成归国的侯云德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为了当时国家需要，投入到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基础研究中，在国内首次分离了一系列副流感病毒，揭示了其传播规律，然而，“基础研究固然能看清病毒的‘真面目’，但找到能对付病毒病的武器，解决患者的痛苦则显得更为迫切。”侯云德回忆说。

90年代，侯云德院士在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楼门口留影／资料图片

70年代初，侯云德在对中药黄芪的抗病毒研究中发现，黄芪能够诱导人体产生一种可广谱抗病毒的物质——干扰素，这种50年代就被国外科学家发现的糖蛋白当时已经被制备成抗病毒药品，但进口价格昂贵，极为稀缺，这引发了他强烈的科研兴趣。中国人能不能做出自己的干扰素？几经探索，他决定选择这种物质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开始研发的“战略性”转移。

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然而，8000毫升人血才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一支两百五十分之一毫克的干扰素，当时成本就要一百多元人民币，这样的药物，怎么可能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推广使用呢？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这一消息轰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侯云德。他大胆设想，可以引入基因工程的办法，让细菌来大量生产干扰素。

1979年，基因工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闻所未闻，更遑论生物技术。利用基因工程制备干扰素，需要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但去哪儿找非洲爪蟾蜍？侯云德不愿放弃，他多方联系，反复尝试，最终在北京郊区的饲养场找到了一种非洲鲫鱼，它的卵母细胞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当年，侯云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干扰素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制备干扰素的“土办法”，由于操作简便，立即受到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 年，53岁的侯云徳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 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 I 类新药产品重组 α1b 型干扰素，临床证明，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反应小得多。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时代的先河！傻大方资讯 http:///”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评价，“侯云德可谓一名真正卓越的科技工作者。”

90年代，侯云德在指导学生实验／资料图片

随后的10多年里，侯云德带领团队利用基因技术先后研制出8种基因药物，并全部实现了技术转让，α1b 型干扰素拿到批文后，由深圳一家公司规模化生产，仅短短两年就夺回由国外产品占领的60%的市场份额。

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至今难忘，在1991年的一天，侯云德将他叫到自己办公室，打开抽屉，指着满满的干扰素论文对他说，“小程，咱们国家现在还缺医少药，好药靠进口，你说这些论文要是都能赶紧变成药让老百姓都用上，该多好啊！”

侯云德与同事程永庆交流／资料图片

如今，侯云德的梦想已经一步步变成了现实。目前，我国90%以上的干扰素药品实现国产，α1b 型干扰素在我国已经使用数千万剂，用于数百万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儿童呼吸道传染病的治疗，并每年为国家创造上亿元的外汇价值。

直到今年，这位中国“干扰素之父”还在叮嘱程永庆，“虽然国外的干扰素300元一支，而我们只要30元，但在乡下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我希望，价格能争取降到20元一支，要让所有人都用得起。傻大方资讯 http:///”

“我不要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

跨过新世纪，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侯云德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古稀老人，但他停不下来，因为“还有应尽的责任”。

时间回到2003年4月，北京的“非典”疫情一夜间就进入高发期。

公众焦急地等待专家们关于“非典”的研究结果，侯云德一天接到无数个催问的电话。

但侯云德及其团队却未能及时交出答卷，“非典”给侯云德和我国疾病防控专家“当头一棒”。至今回想，他依旧十分感慨。“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没搞清传播途径，那次我们很被动。”

“非典”后，侯云德痛定思痛，提出建立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的战略思路，明确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设等任务，并在2008年慨然上任，勇担“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带领全国卫生系统领军骨干人才发起对传染病的“反攻”。

至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董小平还在感佩侯云德的勇气，“传染病专项的技术总师就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工作，病毒汹汹来袭，能不能尽快搞清楚，能不能赶紧控制住，能不能为人民负责，可谓‘压力比山大’！”

侯云德管不了那么多。2008 年 5 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78 岁的老人坚持深入灾区提供防疫指导；2009年，为防控艾滋病流行，他颠簸四个多小时的山路“扎”进四川大凉山深处的艾滋病感染村落调研；2011年，新疆发现脊灰野病毒病例，82岁的侯云德立马上了飞机，直奔疫情现场。

2009年“甲流”来袭，侯云德作为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组长,亲自带领团队加班加点研发疫苗，他让人找来国内十几家制药企业的老总，要求各家企业按他提供的方法尽最快速度生产疫苗。传统的疫苗研发投产，少则半年，多则十年，见好几位企业家面有难色，这位80岁的老人激动地直拍桌子，“这是做疫苗，我不要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傻大方资讯 http:///”

在他的坚持下，新甲流疫苗在疫情发生的87天后被研制成功并投产，此前，世界上从没有一例疫苗是在流感还在大流行时就被研制出来，侯云德创造了世界纪录！傻大方资讯 http:///

10年来，他主导建立了覆盖我国所有省份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通过这张网络，我国能够在72小时内对5大征候群约300种病原进行确认，对未知病原进行检测和筛查，从而使我国得以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武桂珍说。

2013年，我国首先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病毒很快就被防控网络体系在长江三角洲发现，不到1个月病毒被控制，至今没有传出国外。

2014年，中东呼吸道综合症再次向全球扩散，一例被感染的韩国人经过香港进入我国惠州，被网络体系快速发现，就地诊断隔离，未传染一人。

2015年以来西非埃博拉病毒流行，在非洲的外国人中中国人最多，但我国无一例埃博拉病毒的扩散。

“疫情来了心里有了底，侯院士不愧为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总设计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由衷称赞。

追求“不但有还更好“的战略科学家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80年代中期，侯云德带领自己的研究生、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对最大的动物病毒——痘苗病毒进行全基因组的测定，这是国内最大的完整生命体的基因序列测定，和国外几乎同步。然而，年轻的金奇不知老师为何做如此冷门的研究，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又受条件的限制，结果，他自己的最后测定成果落后国外近一年时间。侯云德也为其惋惜。

“这件事让我知道，科研也要讲究时效性。过去我们开放程度不够，整体水平比国外滞后，我们的眼光自然短一些，竞争压力少一些。侯老师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是有战略眼光的。”金奇说。

事实上，历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三届863 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和传染病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侯云德在科学上超前的眼光从未在哪一个节点划上句号傻大方资讯 http:///。

80年代初，欧美等发达国家病毒学研究已进入分子水平，而我国仍停留在细胞水平。侯云德为去欧美取经，先自学英语，再利用出国短期学习的机会,努力掌握基因工程技术。回国后,他结合国内的实际进行改进，使这些技术方法能在国内应用,共建立了10多项基因技术方法,然后在病毒所内推广应用，使我国的病毒研究逐步进入分子水平。

1999年侯云德在医学科学前沿讨论会上做报告／资料图片

身为中国基因工程药物的开创者，他早早地预见到生物科学技术转化的重要性。1987～1996年侯云德连任三届我国863 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顶层指导了我国医药生物技术的布局，大力助推生物技术发展。在此期间,我国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十数倍增加，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医药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 100 倍。

2014年，H5N1禽流感疫情来袭。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侯云德在演讲中提出，禽流感固然可怕，但长远来看，猪流感更应得到关注。他认为，与禽类相比，流感病毒更容易在猪身上发生混合变异，产生新的威胁。3天之后，墨西哥当地爆发H1N1流感疫情，其中病毒的部分基因片段被证实来自于猪。

段招军告诉采访人员，侯云德常说，“‘me too，me better’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前沿，只顾埋头搞研究，在研究上要做到别人有的我们要有，还要更好”。

“培养一批人，影响一代人”

从事科研63年，著书8本，侯云德1990 年独自编著的 105 万字的《分子病毒学》，至今仍是我国分子病毒学界最为全面系统的经典专著之一。甲流、寨卡……近年来每逢突发传染病来袭，防控专家仍要不时去翻开这本厚厚的书，追溯陌生病毒的“前世今生”。

“做侯老师这么多年的学生，没见他发过脾气，做他的学生很幸福。”金奇告诉采访人员，发表论文和报送奖项时，侯云德总把学生的名字写在前面，自己的名字写在后面，参加会议或接受采访，他总是把发言机会留给后辈，而在工作生活上的琐碎小事儿，侯云德却总是亲力亲为。著作和论文，他自己一字一句的从头撰写，从不假手于人，60多岁学会了用电脑打字，后来上了80岁，出国开证明他却总要自己去，不愿麻烦学生。

侯云德与学生在一起／资料图片

30多年来，侯云德共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200 余名，其中许多都已成为我国病毒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优秀领头人。而对同行，他同样倾力帮助，毫无保留。

1976年，临床级人白细胞干扰素研制成功，他就将全部技术传授给了北京、四川、上海、广州等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

1980年，侯云德从加拿大考察回来，带回一些基因工程研究必须的酶试剂。这些试剂国内不能生产，又无法直接向国外购买，可以说比金子还要贵重。但他当即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当时的所领导，开列了所有试剂的品名和数量，表示愿意在节约使用的原则下与其他研究室共享。这份报告很短，只有几百字，但却使领导感动不已。

1982年，侯云德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后，所内外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去学习，他总是热情地传授，从不留一手。有人认为他这么做不利于保持本室的技术优势，他却很不屑。

“侯老师常说：保持优势不能靠把持技术，要靠不断创新再创新傻大方资讯 http:///。”段招军说。

事实上，在他担任所长或主任期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成为了上世纪8、90年代国内外知名的医学病毒学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转化中心和人才培训中心。

“侯院士培养了一批人，影响的却是一代人，中国科学界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如是评价。

在同事和学生的眼里，常年忙碌的他，几乎不过周末，也不喜欢热闹，他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里，“每天起床就是到书房工作，一直到很晚，偶尔做做饭、看看电视就算是一种消遣。”

武桂珍告诉采访人员，所里给侯云德配了一部红旗车，用的年头太长实在需要淘汰了，他和武桂珍说，“换个有轱辘儿的就行。”生病化疗期间，所里的老师打电话说要到医院看他，问他需要点什么，他想了想说，“给我包点饺子吧。”

进入人生第89个年头，侯云德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仍每天坚持上网收集全球最新的科研成果资料，编制生物信息数据库, 提供给重大专项和所里同事参考，从2001年到现在，算起来已经出了 555 期，加起来已有数百万字傻大方资讯 http:///。

面对采访人员的访谈，听着同事、后辈回顾过去的那些辉煌岁月，侯云德没有激动，像在听别人的故事，但对“病毒”这个字眼，他的弦儿始终绷得紧紧的，“病毒时刻在变异，旧的还没退去，新的又变异出来，那可是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大事，一刻都万万不能放松！”。

侯云德写过这样一首明志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傻大方资讯 http:///。当下，他最关心还是即将于2020年结项的传染病重大专项，到那时，他就91岁了。

“传染病防控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而降低艾滋病、乙肝和肺结核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也是我的心愿，更是我的义务。”可敬的老人始终铭记着科学家的责任担当。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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