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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建设性

编者按：

期间，光启科学（00439.hk）股价一度在半年内飙涨21倍，龙生股份（002625.sz）涨停交易日多达30个。

可以说，超材料技术的颠覆性以及对国防科技的重要性，让光启从建立之初就成为一家军民融合企业，光启发展的七年时间，也是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从落地到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

那么刘若鹏全球收购高科技公司目的何在？超材料技术用于尖端装备后下一步如何发展？他对军民融合的看法是什么？本报采访人员就此对话光启集团刘若鹏，他说一切答案都在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光启时，给予的两句嘱托之中。

我是一个在深圳长大的西安人，1990年我7岁，父母把我从西安带到了深圳，我住进了深圳中兴通讯的大院，发现父辈辛勤忙碌的工作状态与从前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父辈们从没有资金、没有任何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坚持创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高规模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在深圳长大的经历，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育：成功不是来自于噱头和关系，而是来自于个人的奋斗、坚持与智慧。没有条件，就自己创造条件，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15年前，我在浙江大学读书时，开始有了一个科学的创意，就是如何通过计算机的设计和微纳米的加工制造，去造出一些人造的物质，实现自然界材料所不能实现的功能。这是我和超材料结缘的开始。2001年，超材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没有整个学术体系和科学体系，乃至于知识体系也没有，但是我对超材料的热情丝毫不受影响，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持续的对物理学和很多其他基础科学进行非常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2009年，我在美国杜克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和科研伙伴们用了6000种电磁微结构去做了隐身衣的实验原型，把这样的一个人造物质的科学创意变成了一个真正可以实现的科研成果。这一成果刊登在了美国《科学》杂志上，是全世界首次实现了宽频带超材料隐身衣的设计与制备的成果。

究竟什么是超材料？它是一种人工复合结构材料，通过对材料微观结构进行有序重组，使其获得超常物理特性。超材料技术是国际上应用于现代高端装备领域最热门的新兴技术之一，美国国防部把其列为“六大颠覆性基础研究领域”之首，美国军方确立超材料技术率先应用于最先进的军事装备，日本和俄罗斯将超材料技术列为下一代隐身装备的核心关键技术。

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超材料技术的颠覆性，也知道这一技术对于国防科技的重要性。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因此，在博士毕业后，我和张洋洋、赵治亚、季春霖、栾琳4位博士回到祖国，继续我们的超材料事业。那一年，我刚过26岁，向我妈妈借来20万启动资金，在经过多番考量后，我们选择了扎根深圳。

回首2010年，深圳启动了非常多的人才引进计划，也引进很多前沿技术或基础研究，建立了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众多实验室，为这些技术的诞生和成熟搭建起新的平台。我们赶上了这个机遇。

由于超材料这一学科的特殊性，创业之初，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研究院体制机制灵活，在科研上享有较高的自由度，是后来光启众多前沿技术诞生的源头。但这时，研究院的全部人员只有我们五个人，我们既是院长也是普通科研人员。

为什么一定要建立这个研究院？从2009年、2010年光启在超材料技术的发展阶段上看，必须依托研究院来生存，因为超材料涉及到很多前沿技术的研究，而且这些前沿技术里实际存在很多基础研究工作。通过这个科技研发平台，我们在潜心做研究的同时，也能获得一定的政策、经费支持，使我们的事业在技术成果获得市场回报前，不会“夭折”在摇篮里。其实，这类新型科研机构深圳有不少，是很多高科技企业得以孵化的“保育箱”，也是深圳市发展前沿基础技术、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创举。

光启在成立后很快站稳脚跟，在获得政府大力支持的同时，也获得了民间资本的青睐。我们获得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原院长冯冠平、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厉伟、迈瑞医疗前任董事长徐航的三千万人民币的风投。

当时光启还是一家小规模的研究院，五个科学家手握着一项很多人看不懂的技术，在商业回报上的前景也还不太明确。政府机构和商业资本对我们的信任，更多的可能是对于发展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的信心，是对于我们这个五人团队在超材料研究上的热忱、执着的认可。

2011年12月20日，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牵头组建的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揭牌。到了2012年，我们的超材料实现了中试生产线投产，这意味着，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次实现了超材料规模化生产。

201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大后到广东省考察，考察的第一家企业就是光启。习总书记听了我们对超材料技术进展的汇报，在汇报结束后，习总书记讲了七分多钟的话，我认为对光启有两个层面的嘱托：第一，鼓励我们成为“新时代的钱学森们”，第二个是，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回顾光启整个的发展历程，每一步都是在努力践行总书记这两句嘱托。第一个嘱托我想我们已经做出了初步实践，我们的超材料技术,已经率先应用在了我们国家最重要、最先进的装备上。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却有国界。科技强国，不仅是一句震耳发聩的口号，而且更是驱动无数留学人才回国创业的不竭动力。

第二个嘱托，这一点我们也一直在努力践行，这也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投资高科技企业的初衷。什么是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就是去寻求与我们一样，拥有改变世界的技术，以及有志向改变世界的一群人。所以，我们找到了马丁飞行包、太阳方舟还有转子发动机等技术团队，大家一起来做改变世界的创新。

回首光启七年来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文到武，从科学创意到武器装备应用等一系列条件的磨练，而且从一支小微的创新团队，发展成为一支从事超材料技术装备，创新型航空器及人工智能的尖端技术集团。而谈到光启的核心特征，我认为有两点，第一是致力于将科技转化生产力；第二是军民融合。

科技转化生产力对我们国家的意义有多大？大家都知道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科技是很难转化成生产力的，谁能够把科学转化成生产力，谁就能够引领工业革命。

要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跟着别人跑肯定不行，所以，光启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做引领式创新，而不是跟随式创新，我们坚信可以做到利用最深度的科学力量，带来真正的行业乃至生产力的变革。

也可能是因为整个组织或者这个团队的基因，包括我自己的问题，大家比较崇尚用科学的力量，而非用经验解决问题。如果仅仅用经验解决问题，我们觉得充其量只是一种重复和补充，而不是一种变革和创新。

光启的超材料技术从基础研究、工程化、到产业化，现在应用到了我们国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上。与此同时，努力研究如何将超材料技术从军用领域转化到民用领域。这是一个非常艰苦过程。我们的做法，与直接用最短平快的方法对接市场创业的逻辑，不太一样。这使我们的转化之路走得非常难，时间周期相对而言也更长。

我们是一家军民融合企业，因为光启建立的初衷、成长发展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军民融合战略的发展和深化。在光启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的顶层设计还没有出台，到今天大幕已经拉开，军民融合战略进入深度融合的发展阶段。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光启摸索出了一套由军方需求直接牵引，军民合作技术驱动，逆向设计迭代优化的发展模式。

对军民融合我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如何让社会的精英、人才开发新的创新科技，去服务国家的国防军工的建设，让国防军工领域汲取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最新的技术。我觉得这是对军民融合的其中一个定位和理解。这一方面，在过去七年时间里面，我们把超材料的科学概念，真正的转变成可以应用于最先进的武器准备的产品、解决方案，实现了质的跨越。

第二种理解，我认为也是军民融合一个更大的战略意义。几乎所有的前沿技术，它的发展应用都有一个规律，从实验室诞生，在军工领域实现工程化和产业化，然后广泛应用到民用领域，实现普及。芯片、半导体、激光、通信这些高科技无一不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如果没有军民融合的体系去牵引，科学家的一个科学创意，就无法以极短的周期实现工程转化，更无法加速大规模的民用过程，也就无法真正地影响各行各业，给生产力带来变革。现在飞速发展的汽车工业、飞机工业、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无一不是军民融合的产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在完成第一轮零到一之后，进一步地深入影响军工之外的领域的阶段，比如交通领域、公共安全领域、智慧城市领域等。我们正在不断朝这个方向努力，把我们已经在军工领域应用的最尖端的军用技术，与垂直细分领域进行深度结合，扩大应用规模，服务各行各业，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真正的改变世界。

（作者系光启集团创始人、总裁刘若鹏，本报采访人员沈怡然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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