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作者：蓝 勇、张 亮（分别系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在中国古代，城市因暴雨积水导致的内涝现象并不鲜见。以中国历代都城为例，唐长安城曾因暴雨或久雨而陷于涝灾之中，《旧唐书·五行志》载，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连夜大雨至二十三日”，使“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又记载开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夜暴雨”，“使京城兴道坊一夜陷为池”。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也常积水为灾，仅《宋史·五行志》中便有数条明确为内涝的记载，如淳化四年七月“京师大雨，十昼夜不止，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军营、庐舍多坏”。又如咸平五年六月“京师大雨”，致使“积潦浸道路，自朱雀门东抵宣化门尤甚，皆注惠民河”。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同样不时为内涝所困。《东华录》载，明成化九年，北京“涝，城内水满，民皆避居于长安门前后”。清朝震钧撰写的《天咫偶闻》记载，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北京城“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人家一有积水，房屋即有倒塌……道路因以阻滞”，“大清门左右部院寺各衙门，亦皆浸灌水中，墙垣间有坍塌。堂司各官进署，沾体涂足，甚至不能下车，难以办公”。光绪十九年六月北京城的内涝情况较光绪十六年时更为严重，《天咫偶闻》中载：“一连三日，大雨如注。前三门水深数尺，不能启闭。城内之官宅民居，房屋穿漏，墙坦坍塌，不计其数。人口之为墙压毙及被水淹者，亦复不少……有四周皆水，不能出户，举家升高，断炊数日者。”
除了前述暴雨积水导致的城市内涝外，洪水倒灌城市也是导致内涝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相对洪水灌城而言，暴雨积水导致的内涝虽然较多，但在古代城市内涝中所占比重远比洪水灌城低。在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关于“（江）河水涨溢”“大水入城”“水入州郭”“水溢入城”“洪水泛城”的记载远比城内暴雨积水的记载多。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松花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主要流域的许多城市都有大量洪水灌城的记载，而暴雨积水的记载反倒较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文献记载本身的取舍，对于易对城市产生巨大影响的洪水灌城更加关注；另一方面则是古代城市排水系统可更好应对多数情况下因暴雨导致的积水，使因此导致的城市内涝出现的频率更低，程度较轻。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主要由城内沟渠、城市水系、机械排水与透水型地面等组成，通过疏导与调蓄的方式疏解内涝。
城内沟渠大致可分为明渠与暗沟，又可分成天然沟壑和人工管渠道。中国古代城市很早便开始运用沟渠疏排城内积水，在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中都发现有较完整的沟渠排水系统。学界一般认为，西周至战国时期，城市沟渠排水系统已经较为完善。沟渠排水思想得到运用，在《管子》中有“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的总结。中国历代都城都有系统的沟渠网络，汉长安城大道旁皆有沟渠，环绕城市的城墙底部有城内向城外排水的圆形陶管道。唐长安城大部分街道两侧都有挖土而成的明沟，宽度在2.5米以上，口宽底窄，以便排水。北宋东京城内主要干道皆有明渠与暗沟，《东京梦华录》卷二载城内四条御道两边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这些沟渠的宽度较广、深度较深，故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载“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元大都初建时，便凿有七处泄水渠，据考古调查，在今西四牌楼附近地底发现有石砌明渠，宽1米，深1.65米。明代北京城内沟渠众多，据侯仁之先生统计，见于记载的城内主要沟渠有大明濠、东沟与西沟、东长安街御河桥下沟渠、龙须沟、虎坊桥明沟等。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中载乾隆五十二年时，内城沟渠有“大沟三万五百三十三丈，小巷各沟九万八千一百余丈”，折合今里程约400公里。都城之外，地方城市的沟渠系统亦是相当完备。如清代重庆有贯穿全城的17条水沟，只是这些水沟现在早已多不见踪影。在古代城市中大量的人工管渠道和天然沟壑成为排泄内涝的重要通道。

稿源：(光明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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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治理|中国古代的城市内涝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