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平台劳动者没有技术背景 ， 不是算法的设计人员 ， 但长期的实践已经让他们知道算法的运作方式 。 但这和他真的有能力去带动结构性的改变 ， 是两码事 。 结构性的改变需要多方的力量 ， 但至少能证明他们不是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 。
平台迅速内卷化
时代周报：算法的背后 ， 是不是巨型商业平台的内卷化？
陈玉洁：内卷化 ， 英文叫做involution 。 首先 ， 它和所谓的恶性竞争勾连 ， 但不能简单类比 。 内卷化最初被用在学术语境 ， 描述一个更宏观的环境 ， 是和进化（evolution）相对而言的 。 进化是在宏观层面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 而内卷化几乎没有进步或者处于停滞状态 。 在很多层面上 ， 内卷化确实描述了目前平台经济或者更广义上的数字经济中 ， 从业人员所处的状态 。
【算法|短视频平台内卷化：大量公司已是僵尸壳，部分网红收入不及网约车和外卖员】这些人可能会有短暂的黄金时期 。 外卖小哥月薪过万、网约车司机月薪过2万……但问题在于他们不代表所有的人 。
在2016和2017年 ， 外卖平台刚刚兴起 ， 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 ， 当时外卖员拥有相对完整的劳动社会保障 ， 即使不是五险一金 ， 大部分保障都是齐全的 。 随着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 外卖平台主要的挣钱渠道就是降低外卖员的劳动力成本 ， 这些保障后来都没有了 。 而受到伤害和发展状态停滞的不仅仅是外卖员 ， 还包括参与的小商贩 。 到了今天 ， 从业人员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变好 ， 无论是外卖员、快递员还是快车司机 ， 很多人的生活都处于比较挣扎的状态 。
除了恶性竞争之外 ， 内卷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 ， 就是几乎在复制社会当中已经存在的不平等 。 本身社会资源丰富的组织或者个人 ， 才可能从平台中得利 。 而真正依赖平台的人 ， 往往面临着被割韭菜的命运 ， 生活并不会因为你加入平台而得到根本改善 。
时代周报：有观点认为 ， 国内短视频巨头也正在内卷化？
孙萍：从恶性竞争角度来讲 ， 确实是内卷化了 。
除了巨型商业平台 ， 往小一点说 ， 劳动者的劳动状况也存在内卷化的表现 。 前段时间我们调研疫情期间的直播带货 ， 发现头部效应非常明显 。 大量的MCN（Multi-Channel Network）公司出现 ， 这些培养网红的中介机构积攒了大量的主播劳力 ， 相当于押宝 ， 押中了就能挣大钱 。 目前我国的MCN机构已经达到了20000+ ， 大量公司已经是僵尸壳 ， 但依旧在不停地融资、扩招、签合同 。 这些网红也没有签劳务合同 ， 收入比滴滴司机和外卖员还不稳定 。
时代周报：一般公司竞争是市场化的行为 ， 现在国家监管层面是否有出台措施对平台进行监管 ， 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孙萍：7月15日 ， 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公布了《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 ， 提出强化灵活劳动就业权益保障 ， 探索多点执业 。 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保费缴纳、薪酬等政策制度 ， 明确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相应责任 ， 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报酬权、休息权和职业安全 ， 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
陈玉洁：去年国务院也发过文 ， 虽然不是直接提出监管 ， 但也释放了监管信号 ， 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 ， 界定他们跟雇主之间的义务 。 未来允许劳动者实现跨平台的携带性和累积性 ， 比如外卖员可以在多平台兼职 ， 积累工资 ， 社会保障可以采用百分比形式 ， 每个平台分摊 。 国家监管的声音出现 ， 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
“多给几分钟”是权宜之计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有外卖平台提出的“多给5分钟”？
孙萍：多给几分钟的逻辑说不通 。 平台把决定权交给消费者的同时 ， 也把责任甩锅给了消费者；同时 ， 整个算法体系本身就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的 ， 现在不进行权益再平衡 ， 又给消费者加码 ， 相当于继续加剧利益分配的不平等 。 无论是5分钟还是8分钟 ， 都是权宜之计 ， 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平台内卷化的问题 。 但是 ， 系统多给几分钟 ， 传达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算法体系本身是可以更改的 ， 而且能做出一定的让渡 。

稿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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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算法|短视频平台内卷化：大量公司已是僵尸壳，部分网红收入不及网约车和外卖员(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