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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徐之凯
2020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五周年 ， 然而这一纪念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战争终结的时刻 ， 缅怀尸山血海般巨大牺牲换来的胜利瞬间 ， 却也暗含着历史记忆差异的难解谜团 。 本应举世公认、共同庆祝的二战欧洲战场结束纪念日期 ， 由于政军派系、战时外交与意识形态矛盾的诸多掣肘 ， 在不同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阵营存在着鲜明的分歧 。 1945年“5月7日”、“5月8日”、“5月9日”不同的胜利日认定背后 ， 反映的不仅是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进程 ， 也是不同历史认知与意识形态认同的博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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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受降？第三帝国“军事投降”背后的盟国军政之争
早在1942年1月1日颁布的《联合国家宣言》中 ， 26个反法西斯盟国便庄严明誓必相互合作 ， 不与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和和约 。 依据这一改变了战争进程与后世历史的文件 ， 德国投降最终势必以各大盟国同时接受德国投降的形式实现 。 基于这一精神 ， 美英苏三大盟国伴随着1943年战场的转折性胜利 ， 开始筹划共同应对德国投降 。 1943年10月20日莫斯科会议 ， 美英苏三国的外交部长——赫尔（CordellHull） ， 艾登（RobertAnthonyEden）与莫洛托夫（VyacheslavMikhailovichMolotov）决议建立欧洲咨询委员会应对德国终战问题 ， 同时决定在德黑兰组织会议 ， 以向三国政府提供进一步决策建议 。 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期间 ， 鉴于各自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不同 ， 三大国决定暂不形成决议 ， 这就使欧洲咨询委员会实际上要全权负责对德受降的筹划与协调 。 1944年1月14日 ， 欧洲咨询委员会正式在伦敦兰开斯特宫建立筹划战后受降及占领事宜 。 这样一来 ， 一个由盟国高层外交官员组成 ， 由德黑兰会议等一系列国际重大会议授权的对德受降决策体系便建立了起来 。
到1945年时 ， 随着盟军向德国境内推进 ， 第三帝国的败亡指日可待 。 欧洲咨询委员会成员开始要求加速受降决策与占领筹划 ， 以尽快建立对德国的管制 。 与此同时 ， 在1945年3月19日盟军通过雷玛根大桥渡过莱茵河后 ， 希特勒表示：若战争结局是失败 ， 德国也要毁灭 ， “不如由我们自己把一切统统破坏为好” 。 鉴于此 ， 欧洲咨询委员会英国代表威廉·斯特朗（WilliamStrang）认为 ， 德国将全盘崩溃 ， 恐难以进行正式投降 。 他甚至提议在德国投降前就起草一份盟军声明宣告受降 ， 接手权力以防骚乱 。 如若这一计划通过 ， 二战结局将会出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场面：战胜国抢先在战败国停止抵抗前单方面“受降”并展开占领管制 。
然而这一计划遭到了盟国军方与领导层的抵制 。 一方面 ， 对于此时已深入德境的盟军部队而言 ， 外交官们基于大国一致与会议谈判形成的文件无助于军事占领的实际展开 ， 因此对于预定的受降方案与提前受降的动议无动于衷 。 斯时盟军最高指挥部民事负责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占领德国时期的副手、亦即未来的美占区总督路西乌斯·克莱将军（LuciusClay）便在1945年4月明确表示华盛顿的决策者显然没有预料到他在欧洲看到的实际情况 。 甚至在5月7日当天他对陆军部民事局的报告中 ， 仍坚称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受降计划充满“不合时宜的学究气” ， 从未“脚踏实地”研究过 。 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军方对于外交层面繁琐计划的不满 ， 以及沿用已有办法受降的意愿——早在1943年9月 ， 艾森豪威尔便以与巴多利奥元帅在马耳他岛英国战舰纳尔逊号上签署《意大利投降协议详细条款》的形式 ， 用军事意味较浓的受降方式结束了对意作战 。 军方的排斥得到了盟国高层的默许 。 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方案也是被美苏两国领导层所忌惮的 ， 因为这意味着盟国将在战争还未结束的情况下承担额外负担 ， 并不符合美苏当时的对德政策和各自利益 。 盟国提前单方面受降的动议胎死腹中 ， 但也为之后的受降争议埋下了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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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乌斯·克莱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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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军事投降”
1945年4月30日 ， 在苏军攻克柏林的炮火中 ， 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元首地堡（Führerbunker）中自杀身亡 ， 柏林政权的残余纳粹分子把政府各部分一分为二 ， 从南北两个方向撤退 ， 携带的卷宗档案雪片一般沿铁路线飞扬 ， 实际上失去了治理能力 。 依照希特勒《政治遗嘱》中做出的指示 ， 卡尔·邓尼茨元帅（KarlD?nitz）接任成为帝国总统（Reichspr?sident） 。 1945年5月7日 ， 经邓尼茨授权 ， 德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AlfredJodl ， 1890-1946）赴法国东北部盟军最高指挥部驻地兰斯（Reims）向盟国投降 。 5月7日凌晨1时41分约德尔到达兰斯 ， 签署了将于5月8日23点01分开始生效的《军事投降书》 。 然而在签字仪式出现了诡异一幕 ， 与德军大将约德尔对坐签字的 ， 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WalterBedellSmith） ， 法军副参谋长弗朗索瓦·赛维茨（Fran?oisSevez） ， 苏军少将伊万·苏斯洛帕罗夫（IvanSuslaparov）等一干副手及低衔将官 。 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及法方的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DeLattedeTassigny）等主要指挥官虽到场见证 ， 却作壁上观 ， 并未签字 。

来源：(孟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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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孟话历史』何日终战？——纳粹德国一次次“投降”背后的历史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