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与嘲笑中，中国超算起步了 011982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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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22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袭了日立公司在加利福尼亚的办公室，逮捕了6名职员，并对另外12名在日本境内的嫌疑人发布通缉令。
FBI宣称，通过其与IBM公司将近一年的密切配合，钓鱼执法，已经掌握了两家日本公司（日立、三菱）窃取IBM先进计算机技术的证据，这起轰动一时的IBM商业间谍案由此拉开了美日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之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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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半导体之争的揭幕战—IBM商业间谍案）
三天后的6月25日，暑期档星期五，一部名叫《银翼杀手》的科幻电影在全美上映，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描绘的未来（2019年）超级都市洛杉矶，已经深深打上了日本资本、日本技术、日本文化，乃至日本移民的烙印，这部电影缔造了赛博朋克这一全新的科幻亚文化门类，也反映出美国主流社会对日本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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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冲击的早期印记）
【冷眼与嘲笑中，中国超算起步了】如果说这种关注在80年代初期还有一些超然和好奇，呈现出一种文化交流互鉴的良性势头，那么随着日本威胁论的话语塑造，这种势头很快转为对日本的警惕和敌视。
以超级计算机为代表的日本高科技产业被视为关乎美国国运的巨大威胁， 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美日贸易成为焦点议题之一，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大打”贸易战”牌，提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之问， “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们做什么，给日本电脑擦灰么？”（“What do we want our kids to do? Sweep up around the Japanese comp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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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爱国青年以实际行动抵制日货，很有精神）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李·布兰斯泰特（Lee Branstetter）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日贸易冲突的根源并非经济因素，而是科学技术与工业能力：“在1980年代，美国人真的担心美国不再是科技上的领导者......我们不再拥有最好的技术，这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
在汽车、钢铁等形形色色的美日贸易争端点中，为何计算机脱颖而出，成为“日本威胁论”的最具号召力、最能够调动美国公众共情的代表？这就要从当时的半导体产业生态说起了。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小小的中央处理器（CPU）芯片视为一国半导体产业能力的代表，然而在距今三分之一个世纪前，半导体产业的生态是极为不同的，集成电路的“集成”和互联网的发展还没有颠覆产品形态和商用大型机主导的终端需求，八十年代，只有不到10%的美国家庭拥有一台“电脑” ，普及率甚至不及任天堂游戏主机，个人计算机仍然是一个媒体聚光灯之外的鸡肋（Niche）市场。
在那个时代，集成的终端设备计算性能而非单个关键部件，是衡量一国半导体产业能力的代表性指标，站在终端产品性能顶点的超级计算机，也就理所当然成为半导体高科技荣誉与声望的象征。
超级计算机， Supercomputer ，是指通过采用特殊设计、工艺、部件与架构，实现运算性能显著超越同时期商用设备的计算机，通常产量稀少、体积庞大、需要专门的运营与维护，被用于执行各种普通计算机无法完成的工商业计算需求。
在八十年代之前，美国人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处于独孤求败的领跑地位，日本厂商在中低端商用计算机领域逐步站稳脚跟后，开始发力冲击这一产业高端市场。
1983年4月，日本电气（NEC）公司正式发布了SX系列超级计算机，其中的高端型号SX-2成为世界上第一台每秒运算速度超过10亿次的超算，打破了超级计算机这一产品门类诞生二十年来美国人习以为常的“老子天下第一”认知，其后， SX-2更是成功出口美国，在祖师爷的地盘上打败了本土厂商，直到1985年Cray-2超算的上市，才使美国人重新拿回"最强计算机"的荣誉。
日本超算在80年代突飞猛进的发展，代表着日本半导体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刺激着美国人最敏感的神经，那就是对自身超凡科技能力的信念。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荣誉浸染和英语民族历史叙事的洗脑，普通美国人下意识地将美国的科技优势视为理所当然，是西方文明内在优越性的自发体现，也是不容下等民族玷污的英语民族荣誉象征， 80年代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能力，强力冲击着普通美国公众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也被视为对美国人的一种主动侵略和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