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国经济，不要被＂后发优势＂催眠任正非|李健熙|企业家|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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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吴晓波频道，口述吴晓波，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不同的时代会给身处其中的人提出不同的课题。这些课题有些带有原创性，更多的带有继承性。
11月26日，任正非发文正式送别荣耀。忍痛割爱的原因想必已经很清楚了。从2019年至今，美国对华为进行过三次制裁：从操作系统、芯片ARM架构授权，到高端芯片代工，再到购买第三方芯片进行全面封堵。
任正非清楚地意识到，美国这是想打死我们。同时他对剥离的荣耀寄予厚望，希望荣耀“超越华为，甚至可以喊打到华为”。
这几句话让人感触良多，也让很多人思考一个问题：今天中国和美国在科研水平上到底存在多大差距？这些差距我们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缩短，然后实现赶超？
01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用美国人费正清的观点来看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此时突然碰撞上一个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随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受到全面冲击，然后怀抱耻辱，自我变革。
在这个颇有“欧洲中心论”味道的理论框架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有鲜明的追赶特征。
鸦片战争后，我们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提出了“赶英超美”；改革开放后，我们“拿市场换技术”。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是名副其实的后发国家。
后发有后发优势，同时也有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的特征是“拿来主义”。我们可以把西方国家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制度照本抄录，然后在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进行商业变现，这样不仅避免颇多创新陷阱，同时发挥更大的规模效应，用市场经验迭代产品和商业模式。
中国商界和科技界因此流行着一句话：模仿是最好的创新。
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彼得·德鲁克提出过“创造性模仿”（Creative Imitation）；三星前掌门李健熙说：“如果付出一亿韩元就能以一周的时间获得技术，硬要投入十亿韩元，还必须经过三到五年的研发，那是一种浪费。”
长期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把这套思维奉为圭臬。
比如，李彦宏、马云和马化腾，他们率先接触了国外前沿的科技和商业模式，共同开创了“BAT时代”。如今，字节跳动代替了百度的江湖地位，它的CEO张一鸣也表示“模仿是对创新者最好的致敬”。
什么是创新？根据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观点，科学发明不是创新，当企业家把发明创造用于建立一个新的商业组合，才能叫创新。
什么是企业家？一个人在创新的时候就是企业家，而企业家只有通过创新才能获得利润。
不知不觉，我们对“模仿即创新”上瘾，大力宣扬企业家精神，并形成了一套几乎全民的共识：凡是无法在中短期内进行快速商业变现的研发投入，都认为是次要的、无效的。
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缺的技术可以从其他国家买回来，而且别人一定会卖给我们，因为我们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
这套逻辑看上去行得通，但也造成了一种天然的后发劣势，就是我们漠视基础科学的研究。
02中国高铁被誉为“新四大发明”之一。
确实，中国目前高铁系统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但是，高铁并不是中国发明的。组成中国高铁系统的关键技术最早从阿尔斯通、西门子等公司引进，我们只是在此基础上研发升级。
起初，中国仅仅掌握了转向架的核心技术。其它一些核心技术，比如牵引系统、制动系统、网络控制系统，仍然依赖于西门子、ABB、克诺尔等公司，随着“复兴号”诞生，我们才有了全面自主知识产权。
说到底，中国高铁的完全自主研发，还是建立在“模仿-创新”的机制上。
还有改变中国人支付习惯的二维码，它的发明者是日本人腾弘原，我们拿它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还有中国的手机，即使操作系统开发到没有一丝卡顿，它依然建立在由谷歌研发的安卓系统之上。
中国是被互联网改造得最彻底的试验场，但是我们熟知的万维网（WWW）却脱胎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它被发明出来最初是帮助来自世界各地学者运行复杂的粒子加速器。
记得在2015年，我带了一批中国的企业家到德国参加汉诺威工业博览会，通过德国工商总会和德国几百名企业家进行了一次交流。
当时，我看到了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很多德国的科研公司、大学甚至“隐形冠军”，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技术甚至公司卖给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