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你也可以评论说，在当年的商业环境中，并不是只有柳传志和联想一家“越界”，这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另一种体现。
但柳之所以能成为“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企业家中最安全”的那一位，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信奉的实用主义，时刻让他提醒自己“不能成为改革的牺牲品”，而他为了这个目的，从不会放弃使用任何办法。
比如在把倪光南塑造成公司旗帜的时候，他不惜不顾事情的实际情况：他要求公司的另一位副总工程师在上级调查部门人员面前谎称倪光南是他的老师。对于这一过分要求，这位叫做曹之江的工程师忿忿不平。
而在柳传志的眼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了他的“大局”，他可以付出他觉得能付出的代价。
这一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后来在对待倪光南和孙宏斌的问题上，柳传志会表现出如此的狠心和算计，因为这两人最后都发展到了影响他“大局”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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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联想的产权问题时，柳传志也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妥协”的一面。“中国的事情要顺势而为，不能强来，不能急……看准目标，然后拐大弯，不要临时拐急弯，拐急弯容易熄火。”柳后来对来访者这样分享他的观点。
在柳传志的企业管理思想中，“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是他的核心三要素，而在这三要素中，排在首位的是“建班子”。
这曾经是柳最引以为豪的，“尽管我和集团其他创始人是中科院研究人员出身，但1984年下海以后，我们把最大的力量投入到了企业管理及其规律的研究上，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实践证明，我们的管理相当成功。”
但也就是这个“相当成功”的管理，在如今接二连三让联想“翻车”——从品牌的角度来说，联想这一轮的公关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市场角度，虽然联想的营收继续创新高，但净利润已经跌至可怜的1%，而过分倚重政府的采购订单，也让联想逐渐失去了市场竞争的动力。
如果按照柳传志的管理思想推断，目前联想的情况最大的问题应该出在了“班子”身上，而作为班长的杨元庆，则需要负起大部分的责任。
但我们在公众场合所看到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柳都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杨元庆。
柳传志曾说，要把联想打造成“没有家族的家族式企业”，看来“百年联想”已经做到了后半句——柳传志用“父爱式”的支持抬起了杨元庆。
我们看到的柳传志大多是睿智的、谈笑有鸿儒，但却很少直视这位老人精于算计、目光短浅，沽名钓誉的那一面。事实上，这才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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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柳传志的很多问题大多带着时代的烙印，有时候是生活教育了他。
那一年，18岁的柳传志遇到的最大烦恼是，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来自农村的同学评价“缺少工农感情”，他搞不清什么才是工农感情，但他很快发现，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很快就取得了组织的信任。
作家凌志军在一本获得柳传志认可的名为《联想风云》一书中这样写道：
18岁的柳传志开始学习妥协，学习涵养，学习很专注地倾听别人说话，学习克制自己的欲望，学习掩盖自己的情感，学习绵里藏针的境界和技术，学习和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也学习用极大的热情去做那些自己讨厌的事。
柳传志下定决心“苦练工农感情”，其中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在寒假里背起粪桶沿街行走，挨家挨户去掏粪。
本身实用主义并没有多少的瑕疵，信奉妥协原则也并不丢人，只是当柳传志试图用这样的思维去塑造一家伟大的公司的时候，它表现出的那种出力不从心，多少让人担忧。
如今，陷入旋涡中的柳传志和他的联想，或许应该摆脱过去“实用主义”的路径依赖，从另一个巧妙的角度，去和反对他们的人去沟通，积极回应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人，还一个普通老人宁静的退休生活。

稿源：(创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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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实用主义|普通老人柳传志(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