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平台“二选一”是市场自由还是数字霸权？千呼万唤始出来

千呼万唤始出来，国家启动“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立法。从“3Q大战”到滴滴优步并购、从电商平台强迫商家“二选一”到大数据杀熟……十年来，平台反垄断立法破冰有何意义？将监管数字平台的哪些行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区别是什么？平台“二选一”是市场自由还是数字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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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之声《远见》栏目
制作人
王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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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垄断法》
主要起草人、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王晓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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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界定反垄断，
标准是什么？
思远：征求意见稿发布在“双11”前一天，怎么看这个出台时机？平台经济中哪些领域实际上构成垄断格局？
王晓晔：意见稿出台的时间点有个重要因素是告诫电子商务领域一些大平台，不能搞强制性独家交易。当然，征求意见稿不单是考虑“双11” ，国内数字领域也存在其他问题，如大平台间的并购， 2016年滴滴和Uber并购后，滴滴在网约车市场的份额很大。
另外，电子商务领域也存在垄断协议的问题，主要指“生产商要求其线上零售商必须按其固定价格或限定的最低价格销售产品” ，即RPM协议。欧盟委员会近年查处很多这类案件，明确认定这种行为违法。此外还有行政垄断问题，如有些地方政府疫情后向社会发放消费券时，指定特定的互联网企业发放，这可能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思远：互联网商业模式涉及服务“双边市场”：一边是供货商，另一边是消费者。因此，与传统实体店直接根据企业的经济体量判断市场地位有不同。数字经济下界定垄断企业是否有明晰的标准？
王晓晔：电子商务平台与传统的实体店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反垄断法的角度看，认定平台企业是否具垄断性或者占市场支配地位，需要界定“相关市场” 。
思远：依据反垄断法，界定一个垄断行为需要认定行为人占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人滥用其支配地位（一般指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如何判定互联网的规模优势？看交易额还是看流量规模？
王晓晔：不是简单考虑流量问题。认定一个企业是否存在滥用行为，一般首先需要界定“相关市场” 。在平台经济下，界定“相关市场”一般先看这个平台是交易性平台还是非交易性平台。
电子商务平台是交易性平台，一边是供货商，另一边是买方。在这种情况下，界定平台规模或市场份额需要考虑平台销售额总量。
非交易性平台如搜索引擎平台，一边向消费者提供免费信息服务，另一边提供广告服务，两边没有直接交易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每一边都应界定为独立的“相关市场” 。
电商平台可以提供如一般的电子商务、快餐外卖、旅游服务等。因此，界定“相关市场”还应当考虑平台上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平台的不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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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的区别是什么？
思远：数字经济反垄断法会怎样处罚违法企业？
王晓晔：根据反垄断法，除了停止违法行为，对违法企业可根据其上一营业年度市场销售额的1%以上和10%以下罚款。
需要指出的是，涉及平台企业的法律纠纷不一定全都适用反垄断法。国内有些案件已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查处，此外还可适用电子商务法。在处罚力度即法律责任方面，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即针对违法行为一般会考虑具体的场景，特别是根据原告举报或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
思远：数字经济领域中，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区别是什么？
王晓晔：区别是明显。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多是侵权行为，如窃取商业秘密、诋毁竞争对手、假冒行为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平竞争。
反垄断法是控制经营者集中、反对竞争者间的共谋行为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不仅保护公平竞争，更重要的是保护自由竞争，即要给企业进入市场的机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法律环境。在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当前特别关注数字企业间的并购活动和大平台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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