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编译器带来更多话语权，国产编译器仍需提高自主性 2019年8月底

2019 年 8 月底，华为方舟编译器（OpenArkCompiler）正式开源。一年多来，方舟编程体系陆续实现了编译器、引擎、调试器的开源。
方舟编译器的“走红” ，也让编译器这一技术性话题逐渐广为人知。那么，编译器的重要性有哪些？中国在编译器方面是怎样的现状？还有哪些不足？
近日， DeepTech 和鉴释科技首席架构师刘新铭进行了对话。他目前主导该公司面向 DevOps 的静态代码分析工具的核心研发工作，曾任惠普编译器技术实验室主任，领导基于惠普安腾处理器的编译器开发工作。在开发和交付高性能计算系统（HPC) 编译器和性能分析工具方面拥有数十年经验。
以下为整理后的采访实录：
DeepTech：您觉得编译器对于操作系统以及生态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新铭：我的第一个观点是编译器一定要做。编译器是世界上第一个电脑软件。在没有编译器之前，只能靠会写汇编的人去编译电脑软件。这需要很大的工作量，而且需要很高的专业技术能力。所以编译器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了编译器才会有操作系统，才会有生态。所以如果国内不做好自己的编译器，就很难在这个生态中扎根。在 2000 年左右，谷歌刚创立时只招聘两种人：第一种是做操作系统的人；第二种是做编译器的人，其余一概不招。如果按照当时谷歌的条件在国内的软件行业去筛选人才，可以写核心算法的人，目前在全国也许不超过 300 人。
所以想要扎根，编译器是一个开始，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但这是一条很艰辛的路程。比如在之前 2000 年到 2010 年左右，我在美国负责安腾服务器生态系统的编译器部分的工作。为了要完成这个生态系统，公司设定了一个目标，要达到 6000 个应用以上，并且要调到最优，才能卖出去。
很多人认为开源很好，可是开源在国内常会变成拿来主义：自己做的东西不开源，老用别人开源的东西。但是这种做法不可持续，在三两年之后，很可能自己的东西和开源的东西无法融合在一起。
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编译器不但要做，还要掌握控制权。要有我们自己的创新性和自主性，而且要有发言权。比如中国的软件在国外是没有发言权的，我们做得再好，对方不允许进入或者需要等很久，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开源的软件可能已经达到很高的高度。每次整合，都需要花费六个月。所以发言权很重要，在 GCC （GNU Compiler Collection ， GNU编译器套件）的领域，我们需要守门人（gate keeper）点头。等守门人点头排队就需要三个月。就鸿蒙和方舟而言，中国人可以自己有发言权，这是很重要的。 “点头” 这件事请的重要性很多人尚未意识到。要有 “点头” 的权力，最重要是要有优秀的人才，这样才能做开源、做需要的创新。比如我在这方面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技术水平超越了很多人，对编译器有深度的了解，去管理这门技术的研发别人才会信服我。
第三个观点，我认为做软件不能浮躁，要静下心来做事。我们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也要鼓励年轻人做技术上的积累，不断学习、不断思考，要有和钟南山一样的精神。
DeepTech：您感觉我们现在国内的编译器生态相较国外是怎样的状况？
刘新铭：我认为差距又增加了一年。我们仍然没有在做核心的事情，无法做核心的事情，就无法进入主流，无法引领未来的趋势。
比如 2018 年图灵奖，两位获奖者，一位是斯坦福的 John LeRoy Hennessy（约翰?轩尼诗）教授，还有 UC 伯克利分校教授的 David Patterson（大卫?帕特森），他们两位合力做出了现在 CPU 基础架构设计的理念和方法。即现在最流行的芯片，包括 ARM 芯片在内都在用的 RISC 服务器。
对于摩尔定律结束后，该如何继续推动 IT 继续发展，他们认为需要依靠：特殊场景的语言 (domain-specific language/DSL)、特殊场景的编译器 (domain-specific compiler)、特殊场景的架构 (domain-specific architecture) 。特殊场景，我认为这四个字可换为 AI 。谷歌在做 AI 的语言，仍在进行中。国内迎头赶上比较难，因为多数做芯片的公司，都将资源集中至硬件方面，做软件的资源不足，做不了编译器，这是事实。有目共睹的是，别人看到我们只做硬件，所以先从软件方面卡脖子。
DeepTech：您觉得国内如果想突破的话，应该如何去做？
刘新铭：首先，我们的产业界要合作，不应该再单打独斗。打个比方来说，十家企业一人一块钱，一共十块钱，凝聚在一起，十块钱能做的事远比一块钱要多。产业要合作，把各方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发挥优势，凝聚起来，在做好硬件的同时，去做软件，做编译系统。第二，既然要合作，就不要各自为营，各做各的，需要配合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