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追忆胡耀邦同志( 三 ) 冤假错案|中宣部|中共中央组织

还有一次，北京某大学的造反派联合其他一些学校召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时，把胡耀邦、张际春、蒋南翔等人强行带到会场，让他们并排站在批斗台上，低头弯腰近两个小时。这是他们在“文革”时期的一次共患难。张际春回家后，向我们工作人员说，当时胡耀邦很关心他，还小声问他说：“你年岁大了，能挺得住吗？”说到此时，张际春很是感激与钦佩。他说：“耀邦同志在危难的时刻想的还是别人。 ”这是胡耀邦和张际春交往多年后的最后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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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同志直到1975年才恢复工作，中央分配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副院长，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科学工作的破坏进行整顿。胡耀邦整顿中科院，面对的是掌握着实权的“四人帮” 。而拨乱反正面对的是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路线的同志，有时还要面对受极左思潮长期毒害和影响的一些人，他耐心做工作。他在中科院短暂工作期间，不畏“四人帮”淫威，脚踏实地地去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科技发展、知识分子待遇等问题，并且曾在会上当面批驳王洪文的谣言。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前后共120天，尽管受到造反派的种种阻挠，但还是作了很大努力。在科学院工作的时间虽短，但他的一系列作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在一团漆黑中看到了光明。 1977年3月，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是他从三次路线斗争经验总结中引来的火种，燃遍了整个中国。它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促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77年12月15日，是中央组织部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胡耀邦出席新部长见面会。他说：“党中央派我来中央组织部工作，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就我个人能力来说，是胜任不了的。 ”“中央组织部绝大部分同志我不认识” ，但是， “我们大家都按党中央团结战斗的方针去工作，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能够像其他部一样推向前进的” 。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抓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然而，他的中央组织部长任期也只有一年多时间。而每次职务变动他都是依依不舍，把已经打算好的后续工作，一件件地向接替人交代。
1978年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宣部，胡耀邦同志任部长。 1978年12月31日，当他第一次到钓鱼台中宣部时，受到了全体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耀邦同志与大家亲切握手。当见到老副部长李卓然时，他快步向前用亲切和尊重的口气大声地说：“李老您好吧？”引起在场同志的关注。胡耀邦在中宣部见面会上说：“关于中宣部部长的人选，适合这个职务的，可以选出很多，如胡乔木、习仲勋、李维汉、任仲夷等同志。胡乔木同志更合适。中央工作会议上想请他出来当中宣部部长的呼声最高。乔木同志搞了几十年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马列主义是懂得最多的一个，文字能力最强的一个。中央舍不得他，需要时重要文件请他把关。其他同志还是留着省里工作为好。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就决定要我这位姓胡的来兼着。我已表明过，我不是这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拿着毛驴当马骑。我想，当宣传部部长有个窍门，就是依靠大家的积极性，请各位同志一起干。 ”胡耀邦上任部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雷厉风行地开了五天会，卓有成效地形成了五个文件：关于伟大的转变和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的文件；关于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应注意的五个问题的文件；关于为中宣部“阎王殿”罪名平反的通知；关于当前宣传工作的提纲；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接着，胡耀邦立即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一时间，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理论研究者们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展开争鸣，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胡耀邦在中宣部部长的位置上也仅工作了一年。与此同时，他主要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负责大量繁重的日常工作。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