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为唐朝后期繁荣奠定基础的一代贤相房玄龄( 二 )


繁荣|为唐朝后期繁荣奠定基础的一代贤相房玄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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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堂叔李神通不服,以为房玄龄等人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说:“义兵初起,臣率兵先至。现在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反而功居一等,臣心不服。”唐太宗当廷驳斥道: “义旗初兴,人各有心。叔父您虽率兵前来,也是因为惧祸怕被诛连杀掉,而且从未亲自上阵打过仗。与窦建德交手,您全军陷没;后来刘黑闼起兵,您又望风败逃。如今论功行赏,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安定社稷,功比萧何,虽无汗马之劳,但能以大计居功一等。叔父您国家至亲,朕并不吝惜封赏,但不能因私情滥于功臣同受奖励!”一席话,讲得这位常败皇叔惭愧退下。
繁荣|为唐朝后期繁荣奠定基础的一代贤相房玄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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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诚奉国 孜孜求治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房玄龄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他位居辅弼以后,更是精诚奉国,孜孜求治,史称他“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唐太宗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
繁荣|为唐朝后期繁荣奠定基础的一代贤相房玄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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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冗官滥职,避免十羊九牧,提高朝廷各部门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秉持“审定法令,意在宽平”的思想,简化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法。《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一代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高宗时,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只是在于“律疏”,并未作什么改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