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太极》—思维法思维方法|卜筮|两仪|儒学|《太

【太极|《太极》—思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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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比易学问题被搅得更乱的了！那么长的历史，那么多的门派，那么多的著作，那么纷繁的问题，以致于我们每接触一个问题都能够听到一片争论的声音。而这些发言人中还不乏光耀于历史夜空中的巨星，他们正襟危坐，声若洪钟，让人敬之不敢仰视，听之未恐不详；而另有一些人则手握草茎，其颜色让人敬畏，其语言让人迷茫；更有一班所谓论易者，让人一见就忙不迭地捂住口袋而逃之夭夭。可是，当我们怀着庄重的心情静坐凝思，抓住一个问题去沿丝寻蛛时，又常常如坠烟雾，心情茫然。当然也有柳暗花明、采英撷果的时候，但惊喜的同时又有把毒菇装入篮中的可能，更多的情况下则是筋疲力竭的时候，仍然两手空空。上述的情况对于所有研易者来说，大概自古及今多是如此。北宋鸿儒苏洵就在《易论》中说易是让人：“探之冥冥，索之茫茫，童而习之，白首而不知其源。故人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这位老先生对圣人是非常尊重的，却又在说圣人是捉弄人，可见他内心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是千百年来研易者的共同体验。不过，我们按照易学太极分两仪的基本原理来仔细想想，把易学也看成一个太极，来把他分成阴阳两仪的话，它的阳仪则是它的思维方法，其阴仪是它的思维对象。与其说易学被搅得很乱，不如说是儒学被搅得很乱，更不如说是易学被卜筮给予了强奸，而易学本身则不是儒学，更不是卜筮学。一旦我们把易学与儒学、与卜筮分开，就会看清易学依然古老而年青的淑容。这也是我们要在本书名《太极思维法》之前加上一个副名《易易初探》的原因，即试图以易学的思维方法来探讨易学的意思。易学和儒学和卜筮能够分得开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易学就其本身来说，它是思维的哲学，而儒学只不过是它思维的对象，是它的一种应用；卜筮则是对易学思维符号的错误使用和解释。也就是说，千百年来被搅乱的只不过是易学的思维对象和使用方法，而它本身却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或被冷淡而已。所以关于易学的很多争论都像是在用杓子去舀锅里的八宝粥时却为杓子是不是玉米红枣或算不算得上保健食品而争论不休一样。我们这样说仍然不能使我们避开有关儒学和卜筮而径直地去进行我们要从事的工作，即对易学的思维方法──太极思维法的研究。这是因为：一、多数历史著作似乎已经做出定论：《易经》是一部关于卜筮的书。民间也流行一种说法：学会易经会算卦。好像我们一接触“易”就已经掉进了卜筮的泥坑。二、同样“易为六经之首”之说也早已把“易”据为儒家的专利，要讨论“易”，就必须讨论儒学，也似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鉴于以上两点，我们在进入太极思维法的正式研究之前，就不得不在这段沼泽地里进行一番艰苦地跋涉──对“易”、“卜筮”和“儒学”的概念加以廓清。一、易和儒要想弄清“易”和“儒”的关系，首先要区分“易”、“周易”、“易经”和“易学”这几个概念。为此，我们就必须从“易”的源头说起。“易”的源头在哪里呢？这应该首先确定它的核心内容。因为，先应知道大河里流的是水，我们才能顺着这有水的河床溯流而上。易的理论核心是“太极分两仪”。太极分两仪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易的核心是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反映这一规律的思维方法，两者具有同一性。那么，易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人类认识太极分两仪这一客观规律并形成思维方法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人类进化的过程，可以一直通向动物的思维领域中去。易被当成一门知识和学问，形成易学，然后被人们加以记录，传授和学习，所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所谓“世历三古，人更三圣”，是把易学分成了三个阶段，即伏羲氏的八卦阶段；周文王姬昌的六十四卦阶段：孔子的“十翼”，即易学的儒化阶段。另一种说法是把易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秦广忱先生有这样一段话：对于今天《周易》中的《易》，长期流传着：'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的说法。这说法应有一定根据，他恰证明《周易》一书在内容上有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其中天地自然之“易”和伏羲之“易”正是“易”的自然观时代和天文时代；这两者今天我们已无法区别。至于它成为卜筮工具应是从文王周公之《易》的时代开始。最后的所谓孔子之《易》，并非指孔丘本人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儒学家开始对《易》儒化的时代；也就是使《易》变成今天这样包括“经”和“传”在内的《周易》这个现状的原因。（见〈《周易研究》〉1998年第一期秦广忱《周易的阴阳观的起源及其自然科学基础问题》。我们认为将《易经》成书之前的《易》分成四个时期是很有道理的，（至于易经成书之后的汉、晋、唐、宋等朝代，《易》仍有其阶段性。）不过它的第一个时期还应该通得更远更长，正像我们前面说的，它贯穿于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这是因为，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基本的认识，就应该是这个阴阳，即“太极分两仪”。本书作者的故乡河南省孟津县有一条小河叫图河，传说其流入黄河处是“龙马负图”出现的地方，是伏羲则图画卦处。这里有龙马负图寺远近闻名。清人胡煦（康熙壬辰科进士）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曾著有《卜法详考》、《周易函书约存》等。他偏在龙马负图寺树碑刻其诗作，表明他对传统的不同看法：“画前有易妙何如，画后泥爻只见疏，龙马负来原是数，天根见了不关书，追寻虚白通无极，轮转贞元起太初，若但只从图像合，北溟何自识鲲鱼”。这里还刻有胡煦的另一首诗《先天八卦图》，诗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得知妙自天心出，莫更殷勤问伏羲。”两首诗都说“易”是早在伏羲画卦之前就已经有了。就易学的符号来说，它经过了从“一画开天”，即从一画的阴阳符号到三画（八卦），到六画（六十四卦）的过程。而在一画之前是连接于“结绳记事”的。结绳记事也应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结绳从记具体的事物到记事物的阴阳，人们的认识从具体发展到了抽象。刘正先生在他的文章《从观象系辞说到<乾>卦之取象》（《周易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中，认为结绳的一种方法是在两根绳之间打结的。那么把两根绳子之间连接的梯线分成一段表示阳，分成两段就表示阴。而由打结变成画线时很自然就会是和。易的思维方法的发展从一画到三画到六画是一个前后贯通的过程。所以我们对易的研究的第一个着力点就应该放在一画上，因为这里才是易之黄河的巴颜喀拉山麓，至于伏羲所画之八卦，那应该是差不多流出青海进入甘肃了。不仅如此，而且，我们的祖先在发现太极分两仪的客观规律的同时就显示出利用这一规律进行思维的特点，那就是它的形象性，那就是各种形象的相互参照作用、启发作用。“阴阳”，一个物体的明暗两面或山影的长短交替变化以及最后给这门学问定名的“易”字，都是这一画思维的参照系统。（关于“易”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甲骨文中的“”字，认为一面是象向阳，一面象背阴的象形字，表阴阳之义；另一种说法见许慎《说文》：“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两种解释殊途同归：“易”字表阴阳之义）。对事物进行一次性分析可以得出“阴、阳，”对事物进行三重阴阳分析的时候，就产生八卦。八卦始于何时，始于何人之手，至今还没有强有力的考古发现可以支持一个确定的说法。而有一点是大家都采用的，那就是“伏羲画卦”。这在《易传》中有记载。不过这个记载是根据来自远古的传说。伏羲在《易传》中叫庖牺氏，和“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一样，分别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庖牺氏看来是人们在能够建巢、用火、种植之后到能够调味做饭而且能够祭祀的阶段。这是一个文明发展突飞猛进阶段的后期，人们能够划出八卦，是可以理解的。伏羲氏代表这种高度的文明是传说中的人文之祖，是三皇五帝的第一皇。现在塑于伏羲庙里的伏羲像都是介乎人与非人之间的形象。这样看，伏羲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人，他应是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文化的人格化。这个时代大约是新石器时期，是有出土文物可考的距今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八卦的出现结束了结绳纪事，是中华文明的开端。按照先秦易学的四个分期，我们把八卦出现之前作为易文化的第一阶段，即它的酝酿阶段，那么从八卦的出现到六十四卦的形成应是易的第二个时期，即它的形成时期。六十四卦中所总结的各种认识经验即本书所称的太极思维的六画参照系大约在这一时期孕育成熟，只是有待于下一个阶段有人来把它整理系统了。从六十四卦的形成到《易经》的成书之前是易文化的第三个阶段。这第三个阶段根据史书的记载应从周文王起，史书上说是周文王姬昌被殷纣王囚于羑里时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并系了卦辞。他的儿子周公姬旦写出了六十四卦的爻辞。这就是所谓的《周易》。据说在周易之先或同时还有《归藏易》和《连山易》,这两种易都失传了，传下来的只有《周易》。从《易经》成书之后，开始了易文化的第四个阶段。从上述易学发展四个阶段的划分，就可以看出易、周易、易经和易学等概念的区别。从四个发展阶段来看，易和儒的关系只能从儒学创始人孔子算起，即从《易经》的编纂开始。在此之前易已是一种独立的存在，直到春秋战国时，它还是诸子百家中绝大多数的思想基础。最典型的则是老子，他是把太极分两仪表述得最为充分的先哲的代表。从内容上来看，周易以前的易学大约只是做为一种思维方法被传习被积累的，是随着人们对太极分两仪的客观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入，逐步完善的，至于它的思维对象则因语言文字发展的滞后而很难传下来，到文王、周公时才能凭着文字对它加以极其简要的表述。这种语言文字发展的滞后是一种普遍现象。《易传》中就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话。后世的学者也无不对此有所体验。如庄子《秋水》中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粗精焉。”庄子《天道》中又说：“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汉代扬雄《法言，问神》中说：“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说：“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至于现在的世界，又有哪一门学问不在苦心孤诣地创造着它自己的特殊词语呢？而这些词语对于要走进这门知识大门的人来说，谁又不是竭尽力气才能跨入的呢？所以，文王、周公在记载用六爻卦做为其符号的思维成果时，只能用极其简练而又十分难懂的词语留下一些典型形象。作为对成千上万年发展下来的思维方法的传授，这实在是十分珍贵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论对他们怎样崇拜、敬仰、歌颂都不过分。但是，这里也确实给历史留下了疑难，因为，它没有明确说出运用太极分两仪进行思维的详细过程与法则；同时，卦爻词的形象和简练给解释留下了多样的可能性。《易经》是公元前五世纪初期孔子根据鲁国典籍及他能得到的其他典籍整理而成的，其主要根据是《周易》。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两种易的散失，另一方面是特别推崇周文化的孔子的选择。我们应该相信，孔子整理的六十四卦的卦爻词大致能表现《周易》的原貌。现传《易经》相对于《周易》，多了《易传》部分。而这个《易传》与帛书易传也有很多不同，从内容来看，《易传》的作者不只一人，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孔子记入的“古之遗言”，一部分是孔子所作。恐怕更多的是出自孔子同时代的其他儒者或后儒之手。不管怎么说，所谓“十翼”的《易传》，是把儒家的思想和主张都用《周易》的形式做了阐释。不是《周易》凭此翼而飞，而是给儒学插上了“易”的翅膀。对于《十翼》的哪一部分是出于孔子之手，哪一部分出于汉和汉以前的后儒之手，这里我们不去详细加以考究，因为这对我们要说明的问题影响不大。我们要说明的是《十翼》把儒家的思想和主张全部用周易的形式做了阐释，并在进行阐释时把易变成了儒家的专利。儒家学说是以仁义为核心的经世理论，它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和谐，手段则是“礼、智、信”。《十翼》把这些内容与乾道、坤道结合起来，并且以儒家的善恶是非来作为判断吉凶悔吝的标准，使其内容和周易进行了全面融合。关于儒家把自己的学说全面融入“易”的是非功过的评说，不是本书的任务，那要由历史学家们来研究。我们需要说明并且感到遗憾的是《十翼》成了后代儒家将儒学发展成儒教的开端，特别是到董仲舒宣扬“天人合一”后，儒学就完全成了儒教。《易经》也被当成了“以神道设教”的书。特别是《十翼》中有“大衍之数五十”那一段，这就使后来的人进一步把《易经》和卜筮关联了起来。这一段到宋代又被朱熹加以整理写成了完整的《筮仪》，以至于从此又产生出许许多多的占卜方法来。把易、儒和卜筮连起来，这是易的灾难，也是儒的不幸。前面提到的苏洵的《易论》就是这种不幸的证据，就是说它使儒学变成了儒教，表现出一种欺骗性。对于一种学说来说能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呢？我们知道，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是连“易”也被当成洗脚水泼掉了的。二、易和卜筮关于易和卜筮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主流的说法是，《周易》是一部讲卜筮的书，有人更干脆说《周易》是卜辞汇编。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说《周易》是易思维方法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卜辞记录的汇编。关于易和卜筮的关系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孔子，因为是孔子把《周易》整理为《易经》的，然而对《周易》是卜筮书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恰恰就是孔子。孔子年轻时一直对被认为是讲卜筮的《周易》很冷淡，因为他忌言“怪力乱神”，直到五十岁以后才开始对“易”注意起来。而且对“易”一直有一种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产生的根源正在于《易》的使用方法。这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要》篇中的几段话可以说明，现将这几段话抄录于后：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蔡（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阍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罕），唯周梁山之占也，其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从上面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晚年是对《易》下了很大功夫的。不过，孔子却拨开了《易》表面的卜筮现象，而将研究的目光盯在其中的“数”上，而孔子所说的“数”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寻求和把握，这不同于后世某些研《易》者把“数”当成“数字学”的那种解释。这就是孔子说的“幽赞而达乎数”。他要基于这个“数”去形成自已的德（心得并见诸行为）和理想，即所谓“明数而达乎德”。然后，孔子还要把这种研究的心得和理想与自已的仁义思想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从《易》中去找到自己“仁义”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如果不是这样，不是找到《易》中所蕴含的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赞而不达于数”，那就成了巫术，是一种妄说；如果不能把《易》所蕴含的规律性的东西形成自已的心得和理念（德），那就像是“史”，是史官记下的一些零乱虚伪的表面现象，（孔子《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而对于史、巫们所用的“卜筮”那一套，孔子是不相信的，所以他“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尽管孔子这样说，他还是受到弟子子贡的质问：“你不相信易的用法，而喜欢它里面的话，那么你把它的用法靠给别人了，这样行吗？”孔子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留下了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帛书《易传》中留下了他这样的一段话：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好一个“同涂而殊归”！孔子在这里明确强调他研究运用《周易》时，并没有完全接受当时现成的观点，而是有着慎重而大胆的扬弃。他抛弃了卜筮！好一个“祝巫卜筮其后乎！”这里孔子提出了“祝巫卜筮”那一套不是《易》本身的方法，是后人强加给《易》的错误的使用方法。这说明孔子不仅思考了《周易》使用方法不是什么，而且对《周易》的使用方法到底是什么也有着很深的思考。这个“其后乎”是一个了不起的猜想，应该郑重地为它命名为“孔仲尼猜想”，其意义毫不逊色于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假说。孔子的功劳还不仅在于他提出了这个“孔仲尼猜想”。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的论述。至于他利用卦爻辞来阐释儒学要义的实践，更使我们看到他的猜想已经接近被他自已破解了。换句话说：“孔仲尼猜想”的提出距离认识卦爻符号与卦爻辞的正确联系，只有一步之遥了。很可惜，后儒多没有注意孔子“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于易乎”的遗憾，更没有注意回答“孔仲尼猜想”，以致于累累陷入卜筮之泥沼或沉湎于不间断的无穷的注疏之中。下面我们再列出几条理由来说明《周易》不是卜辞的汇编。第一、易和卜筮的发展确实有一个先后的问题。如果把先秦之《易》按照前面说的分成四个阶段的话，卜筮对《易》的利用是第三个阶段内的事情，而前面的两个阶段时间要长得多。如前面的引文，秦广忱先生也把《易》被卜筮利用定为从“文王周公之易”开始，大致是不错的。第二、现在出土的大量甲骨中卜辞达数十万片之多，但其中找不到〈〈易〉〉是卜辞汇编的证据。试想，八卦和六爻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如果和卜筮是一回事的话，卜辞中能不留下大量的八卦符号、六爻卦符号以及卦辞和爻辞吗？而这些证据都找不到。第三、说〈易〉是卜辞的汇编与理不合。占卜是在杀了龟和兽之后，拿它的甲骨钻眼，灼烧，观察其纹理的，人们能够指望在那里得到卦爻符号吗？卜师、巫师们能从那里破译出卦爻符号或卦爻词吗？用蓍草的分合更得不出卦爻辞。用蓍草的分合去附会卦爻符号和卦爻辞是筮者可能做到的，用蓍草分合去创造卦爻辞却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卦爻符号和卦爻辞也应该产生在使用筮草的方法之先。再说，如果周文王在被囚羑里时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的故事属真的话，监狱的环境不是更有利于他根据太极分两仪的道理苦思凝想，倒是更有利他去收集大量卜辞来加以整理汇编吗？卜辞又如何整理成为六十四卦呢？姬昌被囚于羑里时，需要的是韬晦，他如果静静地思考，哪怕是借助于简单符号去思考，大概不会引起纣王的疑心；反之，如果他整天进行卜筮，就恰恰会露出他的野心，他能那样做吗？假若姬昌要对他思考的问题进行卜筮，那只能进行一次两次，再多就是对神的不敬，他怎么可能从卜筮中得出完整的一大套符号呢？第四、《易.系辞》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这里明确肯定八卦来源于仰观俯察的实践，这就否定了它来自于卜筮的说法。当然，以上几条仅是间接的证明推理，下面我们再把出土的卜辞与《易经》卦爻辞做一番对比，当可看出两者的根本区别。占卜是对具体事情的决疑，几乎没有例外。这对卜辞的内容和形式起了先决作用。所以古代文献一言以蔽之说：“卜以决疑”，（《左传．桓公十一年》）。近人郭沫若先生在对浩瀚的出土甲骨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凡卜辞，本均是疑问句。”（郭沫若《殷契粹编》第４７４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５年５月新１版）。现已出土的二十多万条卜辞中，绝大多数都只有前辞（或称序辞）和命辞两部分。前辞记占卜的时间和卜者的名字。命辞说出所疑之事，而所疑之事都说得十分具体，甚至决定祭用豕还是用羊，用十只还是用二十只；出猎是到东边去还是到西边去，都要先说清楚，刻在甲骨上，回答都只用在肯定和否定之间进行选择，有类于现在考试的是非选择题。这就是说，占卜时只要在举行一定仪式以表示严肃认真或隆重之后，把前辞和命辞刻在甲骨上，然后在卜辞附近或钻或烙，或二者兼施，使甲骨上出现裂缝（兆璺），然后请执事人看看裂纹，执事者只用点头或摇头即可行事。当然，什么样的裂纹表示吉，什么样的裂纹表示凶，可以是约定俗成，解读者的随意性会受到限制，所以要“三占从二”，有时还要进行多占，即多次钻烙才能决定其事。而决定后即可径直行事，是很少把解读者的判断再刻上甲骨的，因为有甲骨上的兆璺在么。这类卜辞多得不胜枚举，如：１、己巳卜，贞，王其田，亡灾？２、已亥卜，生，四月妹有事？３、癸巳卜，争贞，今一月雨？在出土的甲骨上有很少量的卜辞，被称为全辞，即完整的卜辞，其中包含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如：癸已卜，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馘告，土方征于我东鄙，灾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这类卜辞和前边的稍有区别，其命辞所问不太具体，所以其占者的回答仍然是揣测性的，其验辞毫无例外，应是简陈其事。我们再看看《易经》中的卦爻辞。卦爻辞总共４５０条，其中完全没有前辞的踪影，也没有像命辞那样对其种情况提出须要决疑的问句。而命辞是卜辞的核心，卦爻辞中既没有这样的核心，怎么能说它是卜辞的汇编呢？诚然，《易经》中的吉、凶、悔、吝、厉、咎，很容易被认为是卜辞中对兆璺的解读，但卦爻辞中的这些辞都不是对某个句子的回答，而是对某种假设情况的推断，它的句式都是“如果——那么——”，这类句式在卜辞中是没有的。而且，这种有吉凶悔吝的句子在卦爻辞中不占多数，多数句子倒是用以说理的直陈句。把卜辞中的验辞和卦爻辞加以对比，也可以看出它们的明显不同：前者是对具体事实的简单陈述，而后者除泛泛言事或典型形象的概括之外，绝少有具体叙事。再从《易经》的篇章结构上看，各卦的卦爻辞全是围绕一个中心的论述，层次性，逻辑性都很强，这是卜辞本身没有而汇集它们成篇时也绝难作到的事。我们不妨退一步假定真的有人要来把卜辞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成为六十四篇体系完整的文章，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在兆璺与卦爻符号之间找到必要的联系，必须对卜辞进行大量的收集和六十四种分类分层的工作，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是任何人都难以做到的。三、易学研究中的两个误区近年来，易学研究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对易学进行研究，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在这一领域内也出现了两个误区。因为这两个误区也和“儒”与“卜”的问题一样，是因混淆易的思维方法和思维对象而致，所以在这里一并加以讨论。第一个误区是易学万有论。这是把用易的思维方法能够解释的东西，看成是易已有的东西。比如把二进制，相对论，场论，系统论等等，统统说成好像是中国古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说法对易学研究没有好处，它会把易进一步神秘化，会形成错误的导向，让人们把易当成内容无穷宝物的迷宫去进行无谓的寻求。我们说易的思维方法即太极思维法可以帮助我们去打开一切人类智慧所能够打开的大门，不等于说易学已经把所有的大门都已经找到而且已经把它给予洞开这也像数学一样，它告诉我们一加一加十六等于十八，不等于说数学已经把两个原子量为一的元素和一个原子量为十六的元素合成了分子量为十八的化合物前人用太极思维法解决过许多问题，这可能给我们提供参考的例证，这些例证也可能帮助我们去解决类似的问题，但都不能说提出太极思维法的古人就给我们预备好了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比如，二进制的发明。八卦的阴阳爻符号可以和二进制的前几位数相符，但这并不能说我国的古人已经在使用二进制的数学理论和计算方法。如果莱布尼茨在研究电路开关等领域有了发明二进制的客观需要又同时见到八卦符号时，他的确可以受到启示，产生灵感，从而促进他研究发明出二进制的方程式。但这不等于几千年前就有了这种方程式，只等着莱布尼茨幸运地去找到它，功劳也不能记在古人的名下。第二个误区是易学无用论。持有这种看法的学者一种是把易和卜筮看成了一回事。说卜筮无用是对的，但不能以此来全盘否定易。再一种是只看到古人运用太极思维法所取得的具体成果，而没有注意它的思维方法。是的，石器时代的人那能有现代人的见识。他们即令使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也只能是低层次的问题，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提出今天的科学所能提出的任务，当时的社会问题也和现在的社会问题不一样。但是，能根据这些就说他们所使用思维方法也是无用的吗？显然不能。这里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首先，时间是相对的。三千年四千年，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是很长的，但相对于人类的进化，对于人类基本思维方法的演化来说，那是很短的，因为后一个过程经历的是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更长。我们很难想象，人类几万年，几十万年积累的智慧，在一两千年或几百年间就突然不管用了。其实，许多遥远的空间和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所给我们的启示都是很宝贵的。天文观测到的许多现象距我们都是上万上亿光年外的事，但是天文的每一种新发现都使我们兴奋不已，因为它可以帮我们认识在空间和时间上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事物。其次我们再看历史长河中，有些事物的变化是较快的，比如人们的风俗习惯，社会的政治制度，道德法律的某些内容；但人类的基本需求却长期保持它的基本内容，比如人的自然属性，变化都是很慢的。在这些对人类来说相对稳定的范畴内的东西，古人的经验对现代人来说，并不遥远，诗经中的的“狂童”，仍然能摇荡当今少女的心旌，那时的“窈窕淑女”，仍然为今天的“君子好逑”。上述这些发展缓慢的事物之所以发展缓慢，其根源之一恐怕还在于作为思维器官，人脑的构造和发育过程本身的变化缓慢。苏珊．格林菲尔德说“三万年来我们的脑及其在子宫中的发育过程一直是相同的。若我们有新生婴儿似的脑，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被引进早期克罗马努人的世界。换一种说法，早期克罗马努婴儿的大脑会与现今发达国家中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智力敏捷，一样对电脑驾轻就熟”。（见苏珊．格林菲尔德《人脑之谜》第７７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其三，真理在其发展长河中是层层积累的，并不是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彻底地否定它的上一个阶段，如果它能被彻底否定，它就不会有下一个阶段。有发展就有继承。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来看太极思维法，就觉得它是具有上述三重属性的东西。太极思维法的根据是太极分两仪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所以我们今天来研究这个思维方法不是像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认为的那样，是挖古墓掏古董，反而感到它是正在走出云影，清辉倾泻的明月。四、易学研究中的断层从上文可知，易的最可宝贵之处不在于它给我们说出了什么，而在于它是如何向我们说出这些的。换句话说，就是易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比它以往所提供的思维成果更重要，我们称这种方法叫太极思维法。我们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的根据是太极分两仪这一客观规律；它的进程也是在力求正确地反映这一客观规律。遗憾的是传统的易学研究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断层。为什么说这里是断层呢？一、研易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易经卦爻辞的解读和破译上，集中到对《十翼》的考证与发挥上，而在研究卦爻符号与卦爻辞的联系时则忘掉了易的核心是太极分两仪。在研究八卦符号的来源时也不考虑它和太极分两仪的联系，总是根据令人难以理解的理由去解释，然后又以简单的形象搭配而对卦爻辞和符号作艰苦地揣测附会。这样的解释无论怎样努力都让人感到玄虚，而且总难把每卦的卦爻辞都说得通。用这种方法把卦爻辞与符号结合加以解释就让人难以置信。退一步说，卦辞爻辞都解释得很通了那么，这和易的太极分两仪就成了风马牛不相及。“万物皆太极”，类似的话许多研易的学者都曾经说过。《易传》中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在这里表示的就是“太极”。邵伯温说：“道为一，一为太极......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衍之而为万，穷天下之数而复归于一。”《淮南子》说：“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邵雍说：“万物各有太极。今人金景芳先生说得更清楚，他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就是一分为二。'仪’古义为匹（《诗·风·柏舟》'实维我仪’。毛传，'仪’匹也。）所以两仪不是别的，就是一对，也就是阴阳，哲学上名为对立统一。《易》用符号来表示，则为、。'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是按一分为二的方式依次产生的。”（见《周易的作者问题》《周易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然而许多研易者都没有把这种观点贯彻始终而走入了另一条路！至于卜筮，对卦爻符号的使用则完全类乎游戏，比如根据蓍草的分合，根据任意一个数字或年月日数字或干支等等列出六爻符号，方法千奇百怪，但都是企图根据与事物没有必然联系的条件去判断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跌进迷信的泥坑。这里也就有一个问题：这些信誓旦旦是根据易进行的事情，怎样都忘记了易的根本原理是太极分两仪呢？六爻符号的阴阳是要反映客观事物的阴阳的，可为什么在运用中丝毫不提这些内容呢？这一断层的出现使所有这些所谓易的研究或运用都在本质上远离了易，或违背了易。这一断层的存在对我们研易者提出一个根本性的任务，把断层对接起来，把易的研究和运用拨回到它的固有轨道太极分两仪上来。五、太极思维法太极思维法就是要把太极分两仪的原理贯彻于思维的始终，就是要把这一普遍的客观规律运用于思维之普遍。太极思维法把思维本身也毫不例外地当作一个太极，并且以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为两仪，且以其形象思维为阳仪，认为它在思维过程中起着支配作用，但并不把这种作用绝对化，机械化，而是认为两仪在其作用的过程中相互消长转化螺旋式上升。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在这里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阴阳和谐交融的统一关系。所以我们既不能把“易”的思维方法看成形象思维法，也不能把它看成逻辑思维法，它是统摄于二者之上的太极思维法。中华民族在使用过程中给太极思维法创造了分作三个层次的一整套思维符号，这套符号使思维者对其思维对象进行一个层次、三个层次或六个层次的阴阳分析，以期对事物达到更确切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太极思维法更重视形象思维的特殊阶段──灵感思维，并且深谙宇宙中事物有着无限丰富的可比性，而这种可比性可以引导灵感，让思维中的各种事物相互作用，相互启发，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个思维参照系统，增加了它的可操作性。关于事物的这种可比性，张光鉴先生在他的著作《相似论》中有所发现，他说：“一切事物都是由一定相似的单元、层次、排列而来的。相似的基因，相似的条件和环境产生相似的结果，条件、环境又相互作用，反过来影响原有的相似基因。”（张光鉴：《相似论》，《思维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易经》中的思维参照系统并没有结束太极思维参照系的发展，相反，它还以它本身的活力向人们昭示其发展的要求，要求新的世界、新的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以其经验的积累使其发展成为更具新颖性的参照系统。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太极思维法一个更加集中的说明：“太极分两仪”与众所周知的“对立统一”是对同一客观规律的着眼于不同侧面，用不同方法的两种表述。而反映太极分两仪的太极思维法比之反映对立统一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前者更采用了一种简化的符号表达方式，建立了一套思维参照系统，因而使它更全面，更形象，更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掌握。太极思维法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被卜筮所利用，使它的外衣沾上了积垢，一旦脱去这被沾污的外衣，袒露出来的就是她光艳的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