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张仪与范雎，三个“外国人”，是怎么接力把秦国抬上天的？( 二 ) 战国历史

公元前314年，带领齐国迈向巅峰的齐威王去世了，时年20岁的齐湣王继位，这在秦惠文王看来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三寸不烂之舌为武器的张仪，则成了他的杀手锏。
早在公元前333年，张仪就来到了秦国，这段时间他一直孜孜不倦于帮助秦国削弱、打压自己的母国。当然业绩还是比较优秀的，甚至还因功被封丞相。而当秦惠文王决意对楚、齐动手后，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最擅长搞离间、破坏的手下。
接下来的情节大家比较熟悉：张仪来到楚国后，许下600里商於之地的空头支票，唆使楚、齐两强断交；楚怀王照办后，他却坚称当初承诺的是6里地。其后恼羞成怒的楚怀王仓促派军伐秦，却在丹阳大败、被阵斩八万人，汉中地区也被秦国夺去；其后的蓝田之战中，楚国再次遭受重创，甚至差点被韩、魏两国抄了后路，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当然，其后张仪还有忽悠各国纷纷与秦国连横的光辉战绩，但他对秦国的最大贡献，首推这次对楚国的连环计。此事彻底改变了秦、楚、齐三强鼎立的割据，楚国地位一落千丈，其后在秦国的持续打压下逐渐失去了逐鹿天下的资本，天下变成了秦、齐并列的格局。
张仪对于秦国而言，可谓是及时雨。当初在夺回河西后，秦国立即引起了东方各国的警惕，这也是苏秦的合纵之策得以顺利实现的外在原因。而张仪，则成了阻碍六国抱团的头号搅局者。那时的战国人，曾这样描绘张仪等人的威力：“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此言并不浮夸。

文章图片
范雎：远交近攻、收回王权，秦国中后期战略的操盘手
公元前270年，魏国人范雎逃到秦国，并且以“远交近攻”的战略，迅速博取秦昭襄王的信任。
在宣太后、魏冉当政时，秦国延续着对东方各国的压制，但战略思路并不清晰，出于四面开火的状态。就在同一年，魏冉曾越过韩、魏，不远千里打击齐国，但这以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扩大他的封地陶邑，对秦国的利益并没有带来增量，相反还会带来四面树敌的风险。
因此，范雎认为，为了提高秦国的扩张效率，不如向东交好齐国，将精力集中于家门口的韩、魏两国，实现“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的目的。并且，在占据两国所处的中原核心区后，秦国就掌握了通往东方各国的中枢，进可攻、退可守，燕、赵、齐、楚国都将直面秦军的兵锋。
这一战略得以实现的前提是：齐国愿意配合。但对此范雎胸有成竹，十余年前，曾爆发了“五国伐齐”的事件，齐国几乎面临了灭国之灾。后来虽侥幸复国，但实力早已与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并且与东方各国已貌合神离。
这一战略立即得到了秦王的认可，并立即付诸了行动。其后，秦国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战略：安抚、麻痹齐国，大踏步吞食身边的三晋。最终，到了嬴政时期，秦国按照韩、赵、魏、楚、燕、齐的顺序实现了统一天下的夙愿。

文章图片
范雎对秦国的第二大贡献：驱除“四贵”、收回王权。
所谓的四贵是秦昭襄王的四位亲属：舅舅穰侯魏冉、华阳君羋戎，弟弟高陵君、泾阳君。秦昭襄王继位30多年来，在母亲宣太后的主导下，秦王的权利受到了很大制衡，正如范雎所言：“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 。
这样的局面其实很危险：战国以来，那些王权被分散的诸侯国几乎都会自我削弱，比如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分权给儿子，自己落得饿死的下场，赵国也失去了更上一个台阶的机会；孟尝君在齐国权势滔天，最终他为了争权，竟然鼓噪各国伐齐，为乐毅当起了“带路党” 。
如果说雄厚的国力奠定了秦国的发展下限，那么，集中王权、规避风险，则关乎着秦国的成长上限。在范雎的鼓动、策划下，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废掉母后，将魏冉、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全部驱逐，从此将大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大权在握，反过来又是落实“远交近攻”战略的组织保证。 4年后，在抢占中原制高点—上党地区的过程中，秦国与赵国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一举将这个东方头号军事强国打得只剩半条命，此后的秦国，基本上已经没了对手；秦昭襄王死后四年，嬴政接位，秦国统一天下的目标已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