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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密在击败宇文化及之后，面对王世充的突袭和引诱，不得不接招，又处于一个难以持续动员和指挥各部的状态，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其内部的将领出现了问题，毋宁说是其基层官兵的普遍性厌战。事实上，他部下核心将领的纷纷投降，都是在战败之后，而在战斗之中，偃师守将郑颋即遭部下士兵劫叛，而之前一直忙活着和王世充做买卖的邴元真也私下勾引了王世充，这些情况的发生，实质上都与瓦岗军的物资匮乏有直接关系，也就是“穷”。“兵”出了问题，失败情绪和对统帅的质疑不断传染，也就导致了整个组织的“雪崩”，说得直白点，就是李密在什么都没有做错的情况下，输给了大隋朝的制度，因为正是隋文帝开始的聚集天下财赋于京师的疯狂摄取，造就了整个帝国过于集中的财富布局。这种布局之下，李渊以3万人起兵，仅仅一个晋阳宫就能献铠甲17万领，等于是一个士兵可以分5副铠甲，而刘武周占领一个汾阳宫，就能从一郡的小势力，扩张为席卷整个河东的狂飙。而偏偏李密的面前，只有一个洛阳坚城，不吃掉它，部下会散去，一直啃不下来，部下还是会疲惫、厌战，这几乎就成为了一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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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仍在于隋文帝时代的战略布局，即以关中、河东为根本，河南、河北只是需要防范的先征服地，至于江南，干脆就是自己统治下的假想敌，在此条件下，各种资源都向根本之地集中，而河南、河北，哪怕是经过隋炀帝的运河贯通，仍旧只是资源的摄取地。所以，李密以这些隋朝的“敌人”为根基构建的反叛者团队，早就在隋帝国的意料之中，而李渊这个隋朝“自己人”的反叛，却是计划外的意外，直接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崩溃和根本之地的快速易主。不过，李密的未能东山再起，却真的与人事上的败笔有直接关系，那就是在他战败后，即将到达徐世勣镇守的黎阳时，旁人的劝谏，见《旧唐书·李密传》：或谓密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这个“或谓”是谁说的，已经不可考，却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杀翟让的时候险些弄死徐世勣，真的投奔到他那里，能活命不?李密也拿不准，所以才与王伯当等人，一同投奔了关中的李唐，可他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旧部纵横河朔，东山再起呢?真正的问题就是李密的核心团队，在对宇文化及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又在与王世充翻脸后大败，王世充这一战对于整个“瓦岗军系统”的伤害并不大，但是对于李密作为权力基础的内马军、外马军的核心团队伤害却实在太大，以至于李密丧失了号令群雄的本钱，更直接的是，干脆丧失了对自己所剩余2万残部的绝对控制权。事实上，在讨论去向的问题上，李密看似的从善如流，实则是屈从众意的必然结果，包括王伯当这个绝对亲信，都已经站在了“入关中”这一边，李密基本没有什么选择。而造成以上一系列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李密完全没有亲族的力量，这一点，不要说李渊搞的亲子将将，族子将兵的一套，就连王世充也有一群弟弟、儿子、侄子分镇要津，各个比李密强，毕竟在乱世之中，亲族掌军的可信度，要比外系将领高得多，这可以说是“造反而成帝业者”的标配，而李密就完全没有，其霸业的土崩瓦解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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