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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李密百万大军失败一次就土崩瓦解了?这要从李密集团的构成说起。李密集团脱胎于翟让的瓦岗军，翟让本人是东郡法曹出身，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而是地方的大豪强，他所聚拢的团队，其实也是同郡的“土豪”，比如徐世勣父子、单雄信等人，这是瓦岗军的基础老底子。在李密建蒲山公营围歼张须陀部之后，又吸收了裴仁基这种隋朝旧将，以及秦叔宝、程知节等讨捕盗贼的新募武夫。所以，在李密和翟让于大业十三年火拼之前，整个团队以李密为首，以翟让为次，形成了“双峰”的权力结构。不过这种权力结构非常不稳定，虽然李密通过占据洛阳周边粮仓的战略，取得了瓦岗军势力的疯狂扩张，并得到了大批隋朝旧官的投效，势力煊赫一时，投效他的小势力甚至直达海边。但是，由于隋炀帝仍在，并在自己远赴江都之后，安排最亲近的亲族镇守长安、洛阳、太原等战略要点作为核心支撑的北方防御布局，隋朝只是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依托众多自隋初即经营的国家级粮仓和行宫武库，完全可以实现自守。换言之，李密在歼灭张须陀的“讨捕”野战部队之后，只是阻断了帝国的血液流动，众多反叛的郡县则只是帝国皮肉上的溃疡，哪怕是瓦岗军大业十三年春攻破兴洛仓之后定章建制，也不过是一个以兴洛仓周围四十里为驻扎地的坐寇组织，只不过是大一点的溃疡罢了。隋帝国真正的核心骨架，仍然坚不可摧，所以，在大业十三年，李密的主要精力，都被纠缠在了兴洛仓、回洛仓这两个国家级粮仓的周围，败则退归兴洛仓，胜则推进至回洛仓，也就是洛阳外围。这番拉锯，在很多人看来是浪费了“入关”夺去长安的时间，但是李密和柴孝和之间的讨论已经说得很清楚，关中虽好，他的部下却是关东人，隋朝的长安防御并不薄弱，如果打不下来，跟随他的外围势力都会散去，各自称王称霸，连此时此刻的声势都不会有。由此可见，李密对于自己部下存在的致命弱点洞若观火，那就是一群“溃疡”尚不足以与隋朝“总决战”，而是要在洛阳这个隋炀帝对关东统治的中心一直存在下去，通过军事胜利来制造政治影响，鼓动关东各地的“土豪”反叛。这一点上，李密的团队和日后李渊的团队完全不同，因为哪怕直辖武力之中，仍旧掺杂着翟让的势力，更不要说那些不远千里表示归顺的地方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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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随着瓦岗军在洛阳周边声势的壮大，大批的“土豪”和“义军”表示了归顺，这时才有百万大军的声势，而直辖的力量也达到了三十万之众，革命形势大好之际，第二大势力翟让集团就开始对权力有更大的诉求，无论是翟让部下王儒信鼓动翟让成为“大冢宰”，也就是仿效北周宇文护建立“霸府专权”，还是翟让哥哥建议翟让夺权称帝，都是这种背景下内部出现的杂音。但是，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到的局势根本不一样，李密对于这时候的外部风险，更加了然于胸，所以他采取了最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就是“斩首行动”，直接在酒宴之上杀死了翟让，铲除了翟让亲族，并为了团结翟让的东郡旧部，独自进入翟让的军营，又把翟让的部队，分给单雄信、徐世勣和王伯当三人统带。问题是，除了王伯当本就是李密的学生，属于亲信中的亲信之外，单雄信和徐世勣都是翟让的“铁杆儿”，其本部兵马，自然也就是东郡起兵时的旧人，相当于是很纯粹的“地方集团”。虽然李密通过个人魅力和一番“神操作”避免了更大规模的火拼和内耗，却并不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新人”和“旧人”的矛盾，尤其是在战争的对手和规模逐步提升为隋朝禁军主力的层面时，原本习惯于“寇掠”的瓦岗军难以再打“巧仗”，而只有啃骨头的“硬仗”。按照《旧唐书·李密传》的记载就是：“密虽据仓而无府库，兵数战皆不获赏，又厚抚初附之兵，由是众心渐怨。”翻译过来，就是李密虽然占据了大粮仓，不缺吃的，却没有府库物资，甚至于“少衣”，而将士几次大战之后没有得到赏赐，偏偏李密有对新归附的军队待遇优厚，所以，内部逐步怨声四起。说到底，李密杀死翟让与否对瓦岗军的战败影响并不大，他的整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完成“官僚化”，也可以称为“正规化”，以盟主角色统领的个人色彩过于浓厚，这严重依赖于统帅本人的“胜利光环”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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