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日本跟唐朝叫过板,与明清干过仗,却为何独独不敢和宋朝闹事?( 二 )
自从唐末起,日本对于中国的“官方朝廷”,一直是千防万防。甚至经济上也曾有各种禁令。但整个两宋时期,双方远比唐代时“火热”的,却正是繁荣的贸易往来:两宋三个世纪里,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书籍等“硬通货”,甚至中国从南亚西亚“转手”来的香料等货物,都在日本常年“热卖”。日本刀与日本扇也是中国市场上的“宝货”。宋代大文豪苏辙的诗,就缩影了当时“日本制造”的影响: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
为何“政冷”的两国,经济交往却火起来?这事儿,就要说说两宋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中国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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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立国之后,北方面临辽国的压力,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又几乎萧条,于是海商贸易反而火热起来。外加宋朝对沿海商民出海的限制,比起唐朝来大为放松。于是“海商”群体迅速扩大。凭着当时大宋强大的造船业与手工业经济,“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这巨大的利益诱惑,自然惹得大宋各个阶层,只要有钱有机会,都是纷纷“下海”。
而且这些走出国门的“大宋海商”们,在亚洲海面上也有着强大的话语权。有时来到一些国家时,当地都是“其王与眷属到船问劳”。而日本,也恰是大宋海商们的“大市场”。单是从北宋立国到1166年,宋朝就有七十多批海商登陆日本。凭着“大宋制造”的强大地位,这些商人不但在日本大赚特赚,好些人更干脆在日本定居——日本的博多、濑户等地,都有大批宋朝海商定居,还建有“唐房”,公认日本的“富人区”。
如此“有钱有地位”的宋朝海商,自然就令“中日贸易”常年火爆,大宋王朝也从中赚取了丰厚利润。好些海商还“捎带”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在那个日本厉行“锁国”的时代里,享有特权的宋朝海商,也常用自家强大的海船“捎着”日本僧人来“求法”。宋朝三个世纪里,靠中国海商帮助来华的日本僧人,有名有姓者就有181人。仅南宋年间来华的日僧圆尔辨圆一人,就带回日本数千卷典籍。别看“政冷”,但日本“学中国”的脚步,也一直都没停。
就连一直“冷清”的中日官方往来,当时也主要靠“海商”们为纽带,两宋年间宋朝对日本的几次出使,都是由“海商”们来担任使节,虽说官方往来冷清依旧,却也可见当时海商的特殊角色。《清波杂志》里的“度种”故事,正是以这特殊故事为土壤。
不过,比起这类杂谈来,随着南宋年间,宋王朝的日益腐败低效,“政冷经热”背景下的日本,也越来越多的从大宋赚走一样“硬货”: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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