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光武中兴版“隆中对”，刘秀集团剑指帝业的宣言书( 二 ) 帝业|隆中对|宣言书|邓禹|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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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林、赤眉搅弄风云）同赤眉军不同的是，绿林军的成分中除了迫不得已而造反的农民，也有许多见王莽败局已定，而想在乱世中搅弄风云、谋取最大利益的豪族，他们本身便有一定势力，往往携数千族人、宾客“带资入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阳郡舂陵乡的刘縯、刘秀兄弟。力量多了也有副作用，那就是指挥的不统一，因此，众人决定推选首领。因为许多的“股东”心中“思汉”情节浓厚，便决定选一个刘氏族人，绿林军的刘姓势力中，刘縯名望最高，但也正因非舂陵势力担心刘縯势力过大，于是坚决反对。最终他们选择了破落贵族刘玄为帝，年号更始，刘玄便是后世所称的更始帝。刘玄称帝后，刘縯拔宛城，刘秀更是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昆阳大捷，绿林军（那时已叫汉军）兵锋直指王莽最后的控制区——关中。然而此时，功高震主的刘縯却在绿林军的内部倾轧中被害，刘秀为求自保，不伐昆阳之功，不为兄长服丧，饮食言笑如常，更始帝才稍感惭愧，放下了加害之心。更始元年九月，王莽为三辅豪杰所杀。十月，刘玄定都洛阳，又派刘秀北徇河北，收服当地的铜马军等起义、割据势力，刘玄自己则兴高采烈地准备进入关中。然而，西行的刘玄岂能知道，北渡黄河的刘秀才是鹤鸣九皋、鱼潜在渊。坚定中兴决心、指明立业方向光武帝刘秀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野心勃勃、志在龙椅的人。李通以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他起事，他也“初不敢当”，只是念在兄长刘縯结交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即门客），大有举事之态，才半推半就、亦步亦趋地随刘縯起事。刘秀起先的志向，大概真的只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即便是被更始帝派往河北，他也是避祸的心理多于举大事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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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画像）然而此时，有一人“嬴粮徒步”、“杖策北渡”，不畏途中纷乱，到邺城投靠刘秀，此人便是邓禹。邺城相见，并不是刘、邓二人的初会。光武曾游学京师，故而能见到执金吾，兴发那千古一叹。而邓禹自幼聪颖，幼时在长安受业，二人便在那时结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邓禹便认为刘秀“非常人”，于是有意亲附之。顺便一提，邓禹在长安受业时年仅十三，而投奔刘秀时，也不过二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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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禹，网友珊瑚虫绘，侵删）前往河北的刘秀，正式官职是更始“汉”的大司徒，职责是考察官吏、陟罚臧否，手握人事大权。眼见邓禹这一故旧前来，他最先想到的是邓禹来找自己要官来了，故问：“生远来，宁欲仕乎”。不料邓禹当即否认，并称他此次前来就是希望刘秀“威德加于四海”，自己“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刘秀对此的反映是“笑”，留邓禹夜间相谈，邓禹随即进言。此次进言虽不长，然最终打动刘秀自立门户，故全文摘录《后汉书》所记：更始虽都关西，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籓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资治通鉴》中所录邓禹之言，和《后汉书》相比，大部分只是个别词句有些微出入，大意自是一致。不过也多出两段重要的话，其一是在“欲尊主安民者”之后的：历观往古圣人之兴，二科而已，天时与人事也。今以天时观之，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以人事观之，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分崩离析，形势可见。其二是跟在“恐无所成立”之后的：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综观《通鉴》与《后汉书》，邓禹此次进言之要旨无非两层意思。其一，分析天下大势。更始政权虽然定都关中，然山东有赤眉、青犊等武装力量，天下远未达到统一之局面，这是客观局势，也就是所谓的“天时”。而就更始政权的主观能力——即“人事”来看，也明显不足。更始帝刘玄本人是“常才”（别忘了十三四岁的邓禹就已认定刘秀是“非常才”），而它的部下也是“庸人”，一朝暴富，胸无大志，整个政权中皆是凡夫俗子，没有人挑得了建立帝业这副重担。总而言之，更始帝坐不稳天下，赤眉、青犊、铜马之流和更始政权无异，你刘秀若是起兵，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其二，劝勉、激励刘秀起事，并指明初步战略。邓禹夸赞刘秀为政治军皆有条理，且早已建立盛名，自是将其与那些只贪图朝夕之乐的人一分为二了。潜台词自然就是：如果那些没有“忠良明智”的人都能在乱世中割据自立，那刘秀这般有“深虑远图”的人便大有“立高祖之业”的希望。在邓禹看来，以刘秀之才，甚至“天下不足定”，足见他对刘秀的莫大期望真是排山倒海，面前的刘秀只要稍有举事之心，怎能不被这话说得心痒。创业之初，除了“为天下所服”的名声，同等重要的便是人才。于是，邓禹提出“延揽英雄”和“务悦民心”两条双轨并行的“基本国策”，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正是刘秀集团迅速崛起的关键。听了邓禹进言的刘秀，回应是“大悦”，如果说之前听说邓禹愿效尺寸辅佐自己的“喜”只是心头微动的不露声色，那么此刻的“大悦”自然是下定决心的拍案举事。可以说，经过邓禹一番劝说的刘秀，才完成了从“仕宦当作执金吾”的南阳豪族到复兴汉室的光武帝的思想蜕变。这次进言对于刘秀的价值，自不会低于“隆中对”之于刘备的价值，也难怪后世有人将邓禹此说称作“图天下策”。东汉开国第一功臣并非浪得虚名范晔在《后汉书》的邓禹论赞中说“夫变通之世，君臣相择，斯最作事谋始之几也”。此话意思是说，在变乱的世道中，明君要遇到点拨他、使他豁然开朗而定计举事的明臣，这样才是从乱世中脱颖而出的开始。对刘秀而言，邓禹无疑就是这样的人。为刘秀摧城拔寨的吴汉、耿弇、冯异等人自然重要，但邓禹的一席话才是这一切的先决条件，若以“必不可少”一词评价云台二十八将对东汉立国的贡献，无疑邓禹才是最配得上的。当然，邓禹本人的贡献不止于此。光在“延揽英雄”这条由他本人提出的基本方略上，邓禹就立功不少，史称“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与他在《后汉书》中并列一传的寇恂。尽管寇恂不是邓禹带到刘秀阵营，但他成为河内太守却是邓禹的举荐。凡建功立业，必有稳固的后防基地，正面典型如萧何经营两川，为高祖输送兵源财源，反面例子则是黄巢、李自成等人的流寇主义。在邓禹的分析中，河内对于刘秀集团的意义正如关中之于刘邦，他保荐寇恂为河内太守，正是成就了寇恂“东汉萧何”的功绩。后来，刘秀果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寇恂也做到了“坚守转运，给足军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