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私怨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翁同龢与李鸿章确实有恩怨,但我认为越是显贵世家、位高权重者,越要在个人恩怨面前明辨是非,甚至应尊重李鸿章这个参奏翁氏家族的“仇人”,方能避嫌。再者说来,翁李二人的私人恩怨其实是小,双方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却是大,二者因政见不同导致了甲午战事不能齐心,这背后更是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而非翁师傅和李中堂的小肚鸡肠。翁李二人的私人恩怨翁氏家族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皆出朝廷重臣。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不仅是上书房总师傅,还官至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官拜安徽巡抚、二哥翁同爵官拜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翁同龢本人不仅是两朝帝师,且入列过军机大臣,领过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时称“翁氏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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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州有位团练名叫苗沛霖,他原本是地方小割据势力,后投了胜保吃上了皇粮,后来跟着袁甲三剿捻子混了个道员。但他并不满足一个小小的道员,于是在1861年2月,借口寿州擅杀案,与农民军联合起来叛攻寿州,由于实力有限,未叛许久便又投降求饶。这个时候翁同书认为他还有可用之处,于是上奏为其开脱,于是他只获了个“带团立功”的处罚。但此人之后复叛复降,毫无信义可言,好在设计抓了陈玉成,也算是大功一件,这也符合翁同书所说的有可用之处。但朝廷却认为苗沛霖三次反清,两次变节的行为非常恶劣,而导致这一恶果的就是翁同书的不察之失。“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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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李二人的政治分歧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分歧从本质上讲是政见上的不同。翁同龢是后清流派领袖,与志锐、文廷式、张謇、汪鸣銮等形成帝党集团;而李鸿章则是后党集团的代表人物,帝、后两党的政见之争就完全体现在了翁李二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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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见翁同龢的为政举措,他不仅可以向两宫皇太后讲授宋、金、元、明时期君王施政的得失与启发,也能痛痛快快的批了中国通商银行的100万两启动资金。李鸿章则不同,嘴上打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唱给顽固守旧分子听的,倘若不是这样,恐怕他的洋务也难以办妥。实际上李鸿章在政体与文化上早有研究,只不过是祖宗的规矩被老佛爷端着,他改变不了什么,正如他在日本马关城里向伊藤博文诉苦,不是他不想改变体制,只是权利有限罢了。但思想上的差距与翁同龢已经渐行渐远,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实,因此政治见解的差异就出现了天壤之别,更何况身后的政治大佬又各不相同呢?甲午战争中的翁李二人甲午战争中有一件事很值得考究,那就是中方屡战不胜的时候,慈禧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这一去满腹牢骚的李鸿章就直言不讳的说出了事情的关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