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北京网|码链为司法构建可信任数据体系( 三 )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在如今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进步的时代，高昂的成本是很难承受得起的，办错案件的风险更加难以承受!法律监督也是如此，最初检察机关开始启动公益诉讼工作的时候，力量貌似是有富余的，但随着工作的全面深入和铺开，我们发现其投入的力量远远不够，很多案件如果没有现成的证据，试图通过调查取证回溯事实，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好比没有让债务人在事前写好欠条，就直接把现金借出了，事后被赖账，债权人在权衡请律师打官司的成本与款项损失后，就只能自认倒霉,道理一样。
从事后取证转变为同步存证
徐蔚在书中解析说，所谓同步存证，就是在客观事物发生之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同步将其记录为电子数据，做大数据、全数据、细数据的记录，这样，一旦有案件发生，就可以直接从数据的海洋中搜索到所需的证据。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已经习以为常了，城市监控摄像头就是最好的例证，一位朋友曾经将手机遗忘在了出租车上，满怀希望地找到警方，但遗憾的是，那片下车地点是摄像头的盲区，警方只能遗憾地告知，无能为力。这是没有进行同步存证的反例，而成功运用同步存证破大案、化解矛盾的正例，在各档法治电视节目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那么，问题来了。传统的事后取证要确保证据在取得、保存、流转过程中的真实性，需要遵循一系列的法律程序性规定，那么，对同步存证来说，用什么来确保证据的产生、存储、调取过程中的真实性呢?
徐蔚阐析说，我们固然可以说，依靠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构筑细致入微的真实性堡垒，但问题是，操作者如何低成本地向其他人证明?公安机关管理的城市摄像头数据，杀毒软件公司采集的用户终端数据，制造企业的业务系统数据，贸易商的供货渠道和利润财务数据，这些要么是国家秘密，要么是商业秘密，也有个人的隐私，为了证明在箱子里很好地保存着这些秘密数据，把箱子打开展示，是最愚蠢的方法了。那么，有没有不打开箱子，却能够证明我有珍宝，而且把它保存得很好的方法呢?答案是有的，这就是全面引入码链生态体系。
码链体系确保数据不被篡改
码链体系是以二维码扫一扫技术及其分布式的网络作为主要支撑，运用二维码的唯一性及时间轴我们可以进行零知识证明,即在不向验证者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的情况下，使验证者能够相信某个论断是正确的。运用这项技术，进行同步存证的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个人就可以在不泄露所存数据实体信息的情况下，证明所存证据的真实性了。
徐蔚表示，无论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还是个人隐私，如果想既不被泄露，又证明得到了依法依规的妥善保存，证明其没有被篡改(保存证据的人，在不受监管的时候，会把证据篡改为对自己有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利己人假设;曾经在一起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过程中，四家不同的单位出具的湖岸基线的位置均不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就需要以规范的技术形式接入码链体系中。就检察机关的立场来说，要完成新时代四大检察工作的历史使命，需要建立的码链体系可以命名为法律监督码，所有希望将来在司法过程中被认定为证据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的终端，都可以二维码的形式加入该体系。对于这些终端上的数据，它们在产生的同时，除了一如既往地存储好，也会生成新的数据指纹，并将其上传到法律监督码之上，这样的举动就意味着，坚实可靠的信息技术已为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做了背书。
运用码链体系进行同步存证，可以有效降低不同主体之间的信任成本。
【聚焦北京网|码链为司法构建可信任数据体系】运用码链体系对于刑事诉讼，辩护律师大可不必再质疑执法记录仪的片段被断章取义，因为来自码链体系内的监督是持续性的。对于民事诉讼，原被告双方矛盾证据互有伯仲，法官难以决断的情形将会大幅度减少，未来的证据规则很可能会改进为：凡是没有数字身份的，都默认为是不真实的，因为来自码链的监督是习惯性的;对于行政诉讼，庞杂的行政法规、政府职权责任清单的上码，将有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因为来自码链体系中的监督是公开性的;而对于公益诉讼，我们的经验是将卫星遥感数据纳入同步存证的范畴，以此为来为公益诉讼案件提供关键性的证据，因为来自码链体系内的监督是具有权威性的。毋庸置疑,从事后取证转变为同步存证的新证据理念，运用码链体系构建法律监督的数据论体系，进而建立和发展壮大法律监督码，是构建司法可信任数据体系的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