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户|超百万美团饿了么外卖骑手,疑被迫变成了“老板”( 二 )


201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发展,饿了么、美团外卖、百度外卖等平台相继出现。
初创时期,骑手作为企业的直接雇员,能够享受劳动者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受到劳动法直接保护,但相对而言,外卖平台也需承担较大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卖平台逐渐步入巅峰。2016年,饿了么迎来了阿里和蚂蚁金服12.5亿美元的注资;同期,挺过“千团大战”的美团站队腾讯,并在微信等流量入口的帮助下,对外卖领域不断加码。
工商户|超百万美团饿了么外卖骑手,疑被迫变成了“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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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6年9月,美团外卖的日订单量已突破600万,三个月后的圣诞节,饿了么的日订单量更是剑指千万。为了提升平台的竞争力,双方都需要招募大量的骑手,但出于尽量降低成本的目的,平台开始想办法优化运力。在这个阶段,“众包”的形式出现了。
起初,众包与专送的区别有些类似于“兼职骑手”和“全职骑手”,众包的弹性大、固定成本低,能帮助平台在用餐高峰时段分摊运力。
据报道,身处郑州、2015年10月加入外卖骑手行业的赵师傅曾称,自己在工厂做技术工作,“中午一下班就开始抢单,晚上下班后还能干到9点多,冬天摩的司机没生意的时候也送外卖。”
而蒸蒸日上的外卖行业也让许多“先行骑手”享受到了不菲的收入。赵师傅透露,自己刚加入时,每天随便抢抢单就有200多块收入。
高额的奖励金让一众“打工人”趋之若鹜,但随着骑手大军的不断扩充,平台和骑手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很快,众包服务公司出现,于是平台将原本需要履行的支付报酬、购买保险等工作转手出去,也借此隔离了一部分“风险”。
此时,已经出现了公司仅为骑手缴纳意外险,但并不缴纳社保的情况,还曾有律师指出此举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彼时,多数骑手的反应则是,“只要能按时拿到工资就好”。
随后,尝到甜头的平台选择继续与劳务外包公司合作,把自己的专送骑手也交了出去,由此也衍生出了专送骑手、众包骑手之外的第三种形式——代理商骑手。
2018年方圆杂志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两年前骑手王某工作一个月后不慎摔伤,造成腰椎附近粉碎性骨折,由于其家中困难,想让美团方面垫付一部分医疗费,但美团却不肯。直至法庭仲裁时,王某才发现,自己与美团中间,还夹杂着一家名为老兵快跑的公司。
据悉,老兵快跑于2015年与美团达成合作,成为美团外卖在郑州的主要合作配送商,截至2017年9月,公司外卖配送员已有1500余人,日单量突破3万。而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判决也显示,王某与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美团)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外卖平台的这种做法可以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美团外卖业务的毛利率从2017年的8.1%逐步增加至2019年的18.7%,同期毛利则从16.99亿元涨至102.33亿元。
不过,在这种模式下,外卖骑手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去年12月21日下午5点多,居住在北京的饿了么外卖骑手韩某已经送完33个订单。随后,当他赶到北京香江北路 28 号某餐饮店取餐,在送这第34个订单的途中,倒地身亡。因为和饿了么没有直接劳动关系,饿了么平台最初仅愿意给予2000元抚恤,后在舆论压力下,将抚恤金提高至60万。
裁判文书网上,和韩某有类似遭遇的骑手并不罕见,平台多以无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赔偿。
2021年5月,面对北京市人社局副处长王林在体验骑手生活后的约谈,美团代表在对话中直言,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接近1000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属于外包的关系。只能给交3元/天的商业险,这钱从佣金里扣,骑手发生问题后由商业保险来承担,商业险包含保额60万的身故伤残险,还有5万元的医疗费用。
有声音指出,这是一个不断“甩锅”的谜局。大厂为规避成本和风险,将锅甩给了代理商,代理商不想“背锅”,就继续将锅甩给骑手个人,唯一不变的,是算法牢笼下骑手受到的劳动控制。
配送商孵化出上市公司如今,外卖骑手们已逐渐被一张巨型的法律关系网包围。
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在微信公众号“致诚劳动者”刊文指出,外卖平台和A公司对骑手进行日常管理,B公司与骑手签订合作协议并发放工资,C和D为其缴纳个人所得税,最终形成了外卖平台联合多家公司对骑手进行共同管理的网络状外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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