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美团大跌后的冷思考：平台与资本应学会回应社会共识( 二 ) 宝马集团|牛津|长城汽车|mini

而在政策出台之前，往往会给企业留足够长时间的调整期与回应期。
事实上，美团佣金引发的舆论浪潮要追溯到2020年上半年，彼时因为疫情影响，大量餐饮企业遭遇打击。
2020年，全国上千家餐饮业都在致函美团，呼吁降佣金留活路。
当时从重庆市餐饮商会旗下1987家企业联合发布《关于餐饮外卖平台全面降佣金的建议函》到河北省饭烹协发布《致电商平台的公开信》再到云南省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加入，此后是山东省多个餐饮协会联名向外卖APP呼吁降佣金......再到广东接棒......
它们的诉求简单一致：都希望美团外卖降低佣金费率。
彼时广东餐饮协会指出，美团外卖向餐饮企业收取的高额外卖佣金，已超过餐饮企业承受极限，而美团外卖在广东餐饮外卖市场的份额高达60-90%，已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支配地位。
同时该协会指出，美团涉嫌实施垄断定价，设定了诸多不公平的交易规则，持续大幅提升扣点比例，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最高达26%，已大大超过了广大餐饮商家忍受的临界点。
而由于市场的主导性地位，商家面对美团没有议价权。
早在2020年，有媒体数据指出，美团的佣金过去几年一直在涨，从最初的8%，到2018年前后的16%，到2020年部分地区的20%，正因为美团外卖的佣金率已经触达到一些中小商户的盈亏线，导致大量餐饮企业的反弹。彼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美团对商家的佣金是可以一直涨的，即便商家在亏钱。
根据日前的数据显示，美团对个体商户收取佣金在订单价格的20-25%左右，对于连锁商户则在15%左右。
笔者此前指出，疫情环境下，对餐饮业的影响在持续，餐饮业要生存，在高佣金比例无力承担、且难以实现盈利情况下，餐饮业很可能会考虑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这可能有三个做法：其一，会考虑降低外卖食物分量；其二：考虑降低外卖食物食材的品质与质量。其三：考虑提升外卖的价格。
事实上，我们从如今外卖餐饮的现状来看，外卖价格越来越贵也正在成为消费者的一种共识，某种程度上，外卖平台居高不下的佣金正在对餐饮业以及普通消费者造成持续的负面连锁效应。
而我们回顾2020年到2022年的两年时间，当大量餐饮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呼吁美团降佣，并认为其涉嫌垄断定价，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社会共识早已形成，对于平台企业来说，这种社会共识其实就是平台企业背后的资本需要预判到的危险信号了。
也就是说，美团的佣金费率过高激发的舆论反弹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无论是美团作为平台企业还是平台企业背后的资本，其实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预判，做出回应公众期待与商家诉求的调佣措施。
但事实上，美团这两年来并没有在调佣上做出相应措施回应公众期待，从其营收来看，其佣金收入还在增长。
本质上，政策引导肯定了美团的平台抽佣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是合理的，但需要确定上线与下限的标准，在获取利润的同时，需要考虑整个餐饮业的未来。
也就是说，经历了疫情这两年，美团的佣金模式给餐饮业带来的负效应正在显现。
美团如今的暴跌，给平台与资本带来的教训是，平台型企业应该学会及时回应公众期待与社会共识，资本厌恶风险，但风险也是可以预估的。
如果美团及时调佣，平息过于尖锐的舆论，还可以掌控迎合政策方向的主动权，投资人也不至于这么慌。
平台经济的估值模型需要重新考量美团暴跌的背后，有多个方面，美团抽佣比例过高，其实一方面也在于其需要这部分的收益去覆盖更多的成本，尤其是骑手成本。
根据美团2020年的数据，其佣金的80%以上都是用来给骑手发工资。
但随着业内对于骑手社保的讨论越来越多，去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就提到完善骑手社保缴纳，支持外卖人员参加社保”的措词，未来骑手成本或只增不减。
这意味着美团如果没有探索出其他第二营收增长模式的情况下，抽佣这一盈利模式可能要覆盖运营成本越来越难。美团买菜、美团闪购等在内的新业务还需要烧钱，美团也承受着巨大的现金流压力。
这或也反过来会引导资本市场对平台经济的估值模型与坐地生金的商业模式重新考量。
在过去，在资本加持下的外卖行业，追求的是垄断性的利润最大化，但这与政策的“共同富裕”方向不符。
资本市场投资者担心的是，持续反复的疫情环境下，美团无法预估未来中高风险地区的范围与持续时间，而其核心商业模式的抽成上限被限制，这不符合资本市场追逐增长的核心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