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躲不开三星,中国人躲不开腾讯( 二 )


拼多多诞生于微信 , 最初甚至没有独立APP , 可以说是微信用户“拼”出来的巨头 。
京东早在2014年就被腾讯招致麾下 。 2019年11月 , 主打下沉市场的京喜接入微信一级入口 , 推动用户规模在第二年突破4亿大关(约80%新增用户来自下沉市场) 。 股价也在去年上涨了149.5% 。
如果前两者是获得了腾讯“流量”的援助 , 那么蔚来汽车则主要受益于企鹅的“资本” 。
蔚来董事长李斌创立过四家知名企业 , 易车、易鑫资本、蔚来汽车、摩拜 。 腾讯直接或间接地投资全部四家公司(摩拜的股份后来转让给了美团) 。
正是和腾讯有着良好的关系 , 蔚来才安然渡过了2019年的财务危机 。 2019年6月底 , 蔚来流动资产79.96亿元 , 但流动负债却达到82.47亿元 , 有资不抵债的风险 。 企鹅雪中送炭 , 在当年9月认购了蔚来发行的1亿美元可转债 。
不在榜上的美团同样是在鹅的庇护下茁壮成长 。 美团曾经是唯一一个在微信界面上拥有三个入口的服务商(美团外卖、大众点评、摩拜) , 今天他们依然保持两个入口(美团外卖、美团团购) 。 根据上市时的招股书显示 , 2017年 , 11%的外卖交易来自微信、QQ等入口 。
韩国人躲不开三星,中国人躲不开腾讯文章插图
图:美团在微信上独占两个入口
今天 , 外卖巨头的市值已经达到1.8万亿港元(2346亿美元) , 是仅次于老大哥腾讯的“港股老二” 。
这些公司覆盖了我们平日的吃喝玩乐和买买买 , 站在他们背后的腾讯也因此渗透进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个场景 。
在韩国 , 没人能够离开三星 。 电子设备、造船、精密化学、石油、保险、风险投资、酒店、医疗院、物业、福利院、经济研究院 , 除农业之外 , 三星帝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有涉及 。
三星几乎贡献了1/5的 韩国GDP 。 资本的过度集中 , 本已经加剧了小企业的生存困境 , 大到不能倒的特征又让三星获得了政策上的扶持 , 令小公司的成长更是难上加难 。
在中国——这个成长在互联网上的国度 , 我们发现已经没有人可以离开腾讯 。 通过导入合作伙伴的服务 , 腾讯切入医疗、娱乐、出行、酒店、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领域 , 几乎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一网打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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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 由于涉及方方面面 , 三星在韩国备受争议 。 但为什么腾讯在国内受到的非议要少很多?
原因仍然在于“流量+投资”的模式 。 这套打法让腾讯能够在无形中将我们包围 , 并避免舆论、监管等场外因素的干扰 。
虽然腾讯在社交和游戏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 但这些行业并没有直接关系到民生民计 , 受到的监管和舆论压力较小 。
与此同时 , 在外卖、买菜等关注度极高的行业 , 腾讯则通过合作伙伴参与其中 。 这不仅让腾讯分享了行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 也令他们处在一种“风险不对称”的有利位置 。
“黑天鹅之父”塔勒布在其著作《非对称风险》中一再强调“风险共担”的概念 。 他认为我们在和别人的交往中 , 应该建立对称关系 , 以防止被人转嫁隐藏的“尾部风险” 。
“罗伯特.鲁宾的勾当”是书中关于“风险不对称”的经典案例 。 前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前10年里 , 累计从花旗银行获取了超过1.2亿美元的报酬 。 当银行破产时 , 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把银行救回来 , 他自己一分钱都没掏出来 。
可以看到 , 罗伯特.鲁宾就处于“风险不对称”中的有利位置 。 银行没事的时候 , 他赚钱;银行出事了 , 他把一切怪罪于“黑天鹅” 。 他和银行并没有共荣共损 。
美团对商家收取极高的佣金 , 将骑手“困在系统内”;拼多多的员工被迫接受高强度的工作 。 这两家公司在实现业绩增长、市场份额扩大的同时 , 也承受着舆论指责、监管介入的潜在风险 。
背后的腾讯却不一样 。 当美团和拼多多股价上升时 , 企鹅赚取投资收益 。 但当美团和拼多多遭遇舆论指责时 , 他们却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 “流量+投资”的组合模式 , 为腾讯规避掉了负面风险 , 使他们轻松许多 。
凭借“流量+投资”的组合 , 腾讯获取了一家企业能够抓住的时代红利 。 随着快手和滴滴今年上市 , 它控制的版图还将进一步扩大 。
【韩国人躲不开三星,中国人躲不开腾讯】腾讯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流量的分发过程中起到支配作用 , 它可以将月活超12亿用户的流量 , 分属给它中意的对象 。 一家能制定规则的企业 , 无疑是卓越的 , 但同时也是令人恐惧的 , 它的任何决定 , 都会带来广泛影响 。 当视频号可以在微信朋友圈分享直播链接时 , 中国互联网圈都在疑虑 , 如果腾讯不克制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