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国研究】王浩: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的美国政治:认同分裂、政党重组与治理困境( 三 )


(二)经济冲击:从 “首要政绩”到“最大拖累”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美国经济于2019年实现了2.3%的增长,失业率则保持在3.5%的低水平,资本市场连创新高。之前,经济的亮眼表现成为特朗普一再标榜的“首要政绩”,也是其竞选连任的最大筹码。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美国经济和就业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美国经济和就业中服务业占比均超过80%,在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下,美国经济在2020年一季度负增长超过 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美国经济的萎缩程度会比此前预计的更严重。与经济衰退相关,美国国内失业率在短期内迅速飙升,到5月下旬时已超过15%[6]。尽管6月开始至8月,美国国内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仍持续维持在多年来少有的 10%以上高位[7]。
尽管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出台刺激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但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民众对其经济领域的执政满意度从2020年年初的任内最高点60%骤降到了6月初的47%。虽然这一指标近期有所反弹,但仍低于50%的半数门槛。这表明经济已逐步从特朗普连任的首要政绩转变为负面因素。如果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在大选前无法实现根本逆转,经济恐将成为特朗普连任的“最大拖累”。按照历史统计数据,几乎没有在经济衰退背景下成功实现连任的美国在任总统。
(三)族群矛盾:把握政治动员边界是两党共同挑战
种族矛盾是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深层政治、社会问题。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在美国的兴起尤其是白人至上思潮及其引发的政治反弹,加剧了美国的种族矛盾,并进一步演化为种族冲突。这一变化反映到政治社会层面,便是2017年的夏洛茨威尔事件和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大规模骚乱。弗洛伊德事件的持续发酵和大范围影响在于叠加了种族矛盾、疫情恐慌和经济衰退、失业飙升带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并在美国大选年这一特殊节点集中爆发。在美国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两党总统候选人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各自政治站队,以此更好动员其基本盘。就特朗普而言,赢得 2016 年大选的主要政治基础在于白人本土主义及其反移民、反多元主义立场,因而种族矛盾的上升有利于提升其在白人选民尤其是福音派新教徒等极端保守群体中的政治支持度。但另一方面,打种族牌也有边界,因为特朗普的任何过度举动都可能刺激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投票率的上升,从而有利于拜登的选情。特朗普选择避开纪念奴隶解放的“六月节”而推迟举行其在疫情爆发后的首场线下竞选集会,就是为了避免种族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有超过60%的美国民众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处理种族矛盾的方式,因此其行为的适当节 制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拜登而言,现实的挑战在于如何一方面利用种族矛盾的激化提升少数族裔对民主党的投票率,另一方面避免过于激进的主张疏远中间选民尤其是摇摆州的白人温和群体,以免民主党在该群体中流失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