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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的选读工作将暂告段落。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只读了《文选》中的一小部分,对《文选》的介绍和了解也仅是冰山一角,《文选》还有广阔的研读空间。但是,窥一斑而略知全豹,在这样的阅读行程中,个人感受大致如下:
第一,《文选》是汉魏六朝文学的渊薮,通过选读,我们对汉魏六朝文学进行了一次较有深度的巡礼。《文选》所选篇目多为经典,对经典作品深入研读,以点带面,是能够做到对中古文学较有深度的认识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中古作家和作品的个性化越来越突出,作品内容越来越走向了抒情,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得到了特别明显的加强。在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家接力赛般的推动之下,中国语言文字本身的艺术特质得到了大大地开掘和发扬,浸染着中国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感内容和抒情方式渐趋形成,最能彰显汉语艺术之美的文体——骈文,真正成熟并完成了华美精深的塑形,最能体现中国人审美诉求的山水和田园横空出世,盛唐气象的风华已经隐约在望。而这些,萧统通过《文选》,都给予了实实在在的肯定,并通过这个经典选本将之推阐和传扬,《文选》之功也大矣!
当然,我们也能发现,萧统选文的标准,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他对文学的理解,和我们今天的看法还是有距离的。一个鲜明的现象是,我们所认可的一些篇目,比如王羲之《兰亭序》、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以及齐、梁时期的一些清新小诗,萧统都未予选录,他喜欢选录富有文采的、篇体略长的诗歌和文章。他主张诗歌吟咏情性,但偏重于情志结合的主题,那些过于流丽的、单纯写性灵的作品和有俗化倾向的作品,他一般不选。也就是说,他的选录标准是富丽文采、情志结合和典雅华贵的三位一体。虽然有着这样认识上的小异,但放在当时来看,萧统的文学观念应该是特别合理、稳健的,比萧纲、萧绎激进的文学观和裴子野保守的文学观都显得更具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第二,《文选》给我们呈现了中古文人生活的情感世界,呈现了他们丰富多彩的人格美和精神美。从选文来看,萧统肯定那些抒写失意心态的作品(如“士不遇”主题的作品)、抒写感恩或愤激之情的作品,以及带有鲜明魏晋风度的作品,这说明在人格认同上,萧统倾向于有超脱个性的,和较有风骨甚至是风骨凛然的人格。那些悲天悯人、济世救民的心怀,以及失意、幽怨、悲苦的情愫,也都是萧统重点选录的对象,而一味的旖旎情怀,萧统基本不选。这样一来,萧统给我们呈现的中古文人情怀,或温醇善美,或凄苦幽怨,或泊如止水,但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与光芒四射的魏晋风度一起,穿透了漫长的历史风烟,熠熠生辉。人情千古如斯,今天,当我们品读《文选》时,会理所当然地受其影响,萧统所肯定和推崇的,也就是我们所肯定和推崇的。《文选》正是见证了中古人们的美好感情,也印证了中华民族温和善美的情感世界的一脉承传。
第三,《文选》是萧统主持的盛世文化工程,其遴选、评价诗文,发表文学主张,都有着鲜明的文学和文化抱负。在我们今天看来,萧统的时代算不上是盛世,但在萧统的眼里,或许那就是盛世,就是应当奋发有为的盛世。既然做了国朝太子,那就要主持全国的文化工作,为国家文化、文学的发展规划和定调。因此,他才会通盘清理整个汉魏六朝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价值上,都严选精选。他要用这样的理想文本作为范型,不仅作为国家文学、文化发展的主轴、主方向,而且还要化育人心,引导士人行为。当然,也不排除萧统借《文选》以显才、以加强自己在学术文化界声誉的目的,但这与其盛世文化抱负并不矛盾;何况,在当时,萧统若要显示自己的文化水平,途径真的很多,其诗其文,其佛性论,都足以成其美名,而用不着假《文选》以重其名。
总之,《文选》是煌煌大著,读者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和阐释。所谓经典,就在于其内涵的丰富性、立体性和包容性,它让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读者都可以有不同感触和收获。《文选》正是这样的经典。一千四百多年过去了,萧统那融合着“踵事增华”的文学进化观、情志结合的文学情感导向、文质彬彬的文学风格倾向的文学思想,至今还是不易之论。让这样的经典在新时代发挥其更大的价值,完全是应该和必须的。可是,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一些大学中文系竟然都不敢讲授《文选》,原因是《文选》乃“贵族文学”。毋庸讳言,这是我们走过的弯路。还好,“质文嬗代”,今天,我们可以很好地研读、讲述《文选》,《文选》可以更好地履行其“常读常新”的经典之职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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