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批评的不是《大秦赋》，而是大秦( 三 ) 中薪|高薪|小品|欣赏|率性|手笔|笔墨|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新京报采访人员王叔坤摄。
图片来源：新京报
听着是不是很耳熟？
似乎是陆贾对刘邦所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翻版。
然而，把商鞅的法家只视为「马上得天下」的手段，视为「战时法令」，包括商鞅在内的历代法家，都会不服气。
另一方面，把法家视为可以转型为和平时期的法律制度，似乎法家还能变成今人眼里的「法治」。
那又成笑话了。
《大秦帝国》的真实意图
民国历史学家张荫麟在其著作《中国史纲》中对法家有过这样一段评述：
「别家讲政治总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则专替君主打算，即使顾人民也是维护君主的利益。这是无足怪的，法家的职业本来是替君主做参谋。一个君主的利益没有大得过提高威权和富强本国，而且这些越快实现越好。」
张荫麟的这段话，直白扼要地击中了秦国所依赖的崛起模式：「越快实现越好」是崛起的速度，「提高威权和富强本国」是崛起后呈现的庞大国家力量。
这种模式，正是《大秦帝国》想要传递出的历史信号，也是它所秉持的历史观。
但这种模式全与「法治精神」无关。
针对《大秦帝国》与孙皓晖极力想要传达的历史信号，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刘复生教授评论的颇为精到。
他曾在一篇针对原著的文学批评（《一个国家的诞生——到底要讲什么？》）中讲到，《大秦帝国》并非一部小说，也非一部史学著作，作者只是以小说为形式、以大秦历史为线索，意图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和政治哲学见解。
故而刘复生教授在文中写道：
「对于《大秦帝国》，我们纠缠于文学性或历史的细节又有什么意义呢？探究它真实的意图才更为重要。」
这种真实意图，有着强烈的现实依照。它不仅关于秦国崛起的模式，秦统一后的大一统观念、封建与郡县、中央与地方、儒家与法家，等等这些议题，都属于这个范畴。
对这套极度推崇「秦国模式」的历史观，孙皓晖相当自信。连带着，对司马迁也不以为然。在一次《新京报》的采访中，他直言不讳地说：
「他（司马迁）的历史观很迂腐。」
不认同司马迁的历史观，也就是不认同自古以来的「暴秦」评价。
这种与传统乃至现代历史观念相背、过度赞颂「强秦」的价值表达，终于使《大秦帝国》从小范围的学术批评，走向今日的泛网络批评。

文章插图
|2020年12月1日开播的《大秦赋》，豆瓣评分已从最初的8.9分暴跌至6.0分（12月26日数据），且仍在持续下降；而《大秦帝国》影视剧第一部（2009年）及第二部（2013年）的豆瓣评分均高达9.3。
图片来源：豆瓣
也正因如此，《大秦赋》中那些「我不要当楚民，愿成秦人」「解天下庶民于倒悬」的台词才显得格外突兀。
掩盖「暴秦」，粉饰「强秦」，成了人们批评《大秦帝国》为秦朝「洗白」的罪证；作品试图表达的历史逻辑与政治观念，也并未获得大众的全部认可。
《大秦帝国》的风靡，当然有其现实依照。也正因其有强烈的现实依照，才落得昨日声名大噪、今日批评如潮的局面。
「暴秦」与「强秦」之间本就有一种巧妙的张力存在，二者本就是「一体两面」。以历史眼光看，「暴秦」支撑起来的「强秦」，打败六国，一统天下，可谓威风凛凛。
然而，贾谊在《过秦论》里却笑话「强秦」：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
这么大个强国，最后出来一个陈涉，出来一群「谪戍之众」，拿着「锄耰棘矜」造反，居然就灰飞烟灭了。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以此观之，忙着「颂秦」的，多半啊，还是历史眼光看得不长。■
参考资料
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 2011.
商鞅等. 商君书.石磊(译注).中华书局,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