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批评的不是《大秦赋》,而是大秦( 二 )


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人们批评的不是《大秦赋》,而是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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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爵制研究》
作者:朱绍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7年
这正是秦国强大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秦国之所以为「暴秦」的原因之一。
「强秦」与「暴秦」,本就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面向。
这种屠杀式的攻伐,最后连秦国人自己都不愿接受。
据《吕氏春秋》载,吕不韦当政时期,曾提出「克其国,不及其民」的「义兵」主张(《吕氏春秋·怀宪》)。故《大秦赋》中所演绎的「吕不韦召令勿杀俘虏、平民」,虽言过其实,但确有其源。
同样,对于剧中嬴政「解天下庶民于倒悬」(典出《孟子·公孙丑上》)的正义式宣言,《吕氏春秋》亦有同类说辞——尽管很可能是虚言。《大秦赋》挖掘出了这些细节,倒也能看到他们的用心。
所以,批评者不必对这些历史细节苛责与否定,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影视剧历史表达背后想要传达的对「秦国模式」的赞美之情。
 人们批评的不是《大秦赋》,而是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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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赋》中,由段奕宏饰演的吕不韦在对秦国传统的军功爵制提出异议,这也是《大秦赋》饱受批评的桥段之一。
图片来源:《大秦赋》剧照
秦国模式
秦国正是依靠上述这种强大的军事扩张而崛起,从而寻找到一种促使国家崛起的「秦国模式」。
这种模式下,国家崛起速度之快、国家力量之庞大,在农业社会的确可以造就奇迹。
集中力量能办大事,表征之一就是浩大的国家工程。
如今被人们视为奇迹的秦始皇陵与秦长城,当然是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遗产,但对于2200年前的秦朝劳力来说,可能并非如此。
除了「徭役繁重」和「军事至上」,谈秦国模式,还应该谈到「思想控制」与「秦律严苛」。
思想控制方面,最常谈的是焚书坑儒,这里不再多说。
秦律严苛方面,历代论述也有很多。一般认为,秦国严密法令的建构始自商鞅。
历史上不乏对商鞅、对秦法严厉批评之人,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评价说: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杜甫在《述古三首》中也说:
「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要论最严厉的批评,还属宋代的苏东坡。
司马迁虽对商鞅所实施的法令很不满意,但也承认商鞅之法确使秦国富强——不管他使用了何种手段。
而苏轼直接否定了秦国崛起是商鞅之功的观点:
「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苏轼《商鞅论》
当然,苏轼之所以这样否定商鞅,是因为有「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存在。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秦律严苛」已成一个不争的事实,批评秦之暴政,也是历代学者的一个共识。
尤其商鞅,作茧自缚,最终也死在自己定的法令上。
 人们批评的不是《大秦赋》,而是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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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变法的王安石,曾写下诗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对世人批评商鞅变法的言辞表示异议。
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是,《大秦帝国》原著作者,孙皓晖,却对法家、对商鞅极为推崇。
孙皓晖对法家的推崇,貌似还不仅仅来自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热情。
他曾任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因此另有一层「学术」角度。他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回望商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它(秦朝)的败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把商鞅确立的战时法律制度,转型为和平时期法律制度。」
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重新演说历史,还带着这样的遗憾:战时「为天征伐」的革命力量,没能及时转化为执政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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