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作《尘埃落定》，阿来曾走遍阿坝地区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研究了18个土司的家族史，查阅过小说文字50倍以上的史料，因此方写就了这部兼具文化真实性和奇崛想象的波澜壮阔的史诗巨著。阿来在这部作品中既试图还原最后一个土司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也为读者呈现了藏族人日常生活的鲜活细节，以虚构的形式表达了多元的、动态的藏文化。《尘埃落定》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便具有了民族共通性和世界性的一面，具有了跨越民族的打动人心的力量。阿来创作这部作品时便生活在已经汉化了的川西藏族小城，对他来说，“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蛮勇过人的浪漫时代早已结束”，而这部小说可以帮助自己聊解“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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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关正文
关正文就此表示，《尘埃落定》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从藏族出发的，但具有比较明显的世界性，更像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微缩景观。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宏大的世界观，我也觉得尘埃永远不会落定，它不会随着土司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因为有了这样大的一个世界观，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人类社会以及人性本质的观察的角度也好、经验也罢，在我看来都是非常丰厚的。”阿来认为《尘埃落定》出版以后自己的好运气，让他对当下中国葆有阅读习惯的广大读者抱有信心。“我们最终要考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在世界上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格调、什么品质、什么标准。” 而近些年侧身影视编剧创作的同时，也让他对时弊不掩忧思，“一直以来，文学都是指导所有艺术创作最基础的东西。而整个影视，尤其在视频创作方向上，对流量的追求几乎是唯一的价值观。在这大数据逻辑和资本逻辑下，新人其实更难出来，大家都变得特别势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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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李敬泽也认为，“文学必须在每一个时代里都面对自己问题，面对自己的挑战，做出自己的努力；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胜利者，不管是在九十年代还是现在，那些真正具有巨大才华的，同时又能够有力地回应这个时代内在的精神欲求的作品，都会在各自的命运里最后站出来、留在那儿的。”曹元勇就此表示，寻找好的作品并不一定非得局限于此时此刻，“20年前的一本好书，放20年之后它仍然值得捧读。当代已经留下了很多经典值得我们选择，值得通过新的方式或者通过各种办法，让跟这本书与有缘分的读者相遇，这正是今天的编辑要做的事情。”(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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