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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宋重文轻武,自真宗“书中自有黄金屋”振臂一呼始,无数人走上读书的道路,学而优则仕,凭借科举改变命运的文人士子层出不穷。
说起来,古代科举似乎与当今高考无异。
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必然是人生头等喜事,不管是孟郊登科之后的“一日看尽长安花”,亦或是白居易高中之后的“十七人中最少年”,皆是扑面而来的欢欣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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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今眼光来看,古代科举中第不过是高考过线,何以高兴至此?但,科举和高考,却并不能一概而论,范进中举的故事人尽皆知,区区乡试,拔得头筹的范进几近陷入疯癫,古代科举的残酷与不易可见一斑。
科举不仅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特制科目,还有时务策、墨义、口试、贴经、诗赋、经义、策问等,而各地考生想要夺得三甲还需经过乡试、省试和殿试,一路跋涉一路考。
所谓“五十少进士”,无数文人终其一生,都在奋战科举的征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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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科考并不念人情,有人欢喜有人愁,相比题名者,落第之人显然更多,多次落榜者也屡见不鲜,如十考不第的罗隐,三次落榜的李时珍和左宗棠,无数文人士子终其一生也难以中进,而那些在历史烟海未留下痕迹的不知名者,恐怕众如星尘了。
那么,古代的文人士子,多次落榜乃至无缘科举之后,尤其是在重文的大宋一朝,又该何去何从呢?
当然,有一批人断了科举入仕的念想,从此沉沦下农,或转身从商,亦或从其他途径展现抱负。
而对于那些一心想要在科举路上闯出名堂的人来说,宋朝给予了他们最大的宽容和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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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泛扩招,给足机会
当今人人都说高考难,所以高等院校普遍扩招,而宋代的科举,如出一辙。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自然难如登天,可把桥面加宽,难度自然降低不少。
宋代之初,朝廷正处于求贤若渴的时期,太宗大幅扩宽科举录取名额,相比各科录取不过半百的唐朝,提升了数十倍,太宗在位二十余年,科举授官者近万人,年均500人左右。仁宗紧跟其后,在位41年,以三年一举的频率共录取近五千人,而后徽宗时,平均每年录取680余名,至真宗咸平三年时,录取人数达到了一个巅峰,当年录取共1800余人.....
在《宋史·选举志》有所记载:
较艺之祥,推恩之广,近代所余未有也。
由此观之,宋代对于科举的宽容度空前之高,被称之为文人的天堂也并非虚言,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招的多了,招的勤了,自然上榜的机会也便就多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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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惜才有余,政策倾斜
古代文人将读书作为唯一的事业,一旦落榜,甚至屡次落榜的人,便极有可能荒废一生。
尽管宋代广泛扩招,提高了科试的频率,但依然很多人屡次落榜,针对这一类“科举钉子户”,宋朝给予了政策上的特别关照,即特奏名,也就是所谓的恩科。
开先河者,依然是太祖,宋人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中说,太祖特别同情那些屡次不中的文人,说他们“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认为如果国家不用他们,他们就被废弃了,这多可惜!
开宝三年(970年),太祖特诏赐贡士(解送礼部应试的举人)、诸科连续15次以上未录取的106人,授予本科出身。
在兴国二年(977年),太宗下诏取184名“特奏名”后,恩科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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