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尊孔，“顶礼膜拜”与“画地为牢”冲突下的皇权意识考量( 二 ) 娇妻|自缢|张琼华|于立忱|郭沫若|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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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二、雍正皇帝儒家运用上的“画地为牢”以上只是雍正皇帝尊孔尊儒“提纲”，对于儒家思想的具体运用，才是雍正皇帝的目的所在。雍正皇帝把握住了源头控制，在教育和科举领域加强儒学宣教。然而，雍正皇帝在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上，尤显“画地为牢”。首先谈谈他对“礼义廉耻”的理解。雍正五年所出会试的论题有一个比较典型，足以说明雍正皇帝对儒家的“礼义廉耻”的理解超出了一般人。这道会试题目为“士人当有礼义廉耻”，雍正皇帝看过考生的试卷后，发表了自己对 “礼义廉耻”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儒家的“礼义廉耻”包容的范围甚广，所谓“礼”，进退周旋、俯仰揖让是为小礼，“化民成俗，立教明伦，使天下之人为臣皆知忠，为子皆知孝”，这是大礼，为礼的本意；所谓“义”，讲信用，不欺人，谨言行，这是小义，开诚布公，荡平正直，使天下之人无党无偏，和衷共济，是为大义；所谓“廉”，做官的不吃喝不拿取老百姓的东西是小廉，善于理财，教民务本崇俭，做到家给人足，路不拾遗，不生盗贼，没有诉讼，贪官污吏无地自容方为大廉；所谓“耻”，要分不同的人作不同的要求，作为君主，应以一夫不获其所为耻（使每一个人富足,没有一个成年男子不在他应在的位置上），作为人臣，则应以其君之不为尧舜为耻（辅助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作为百姓，以不失言于人，不失色于人为耻，这是最基本的“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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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一个皇帝，对儒家的“礼义廉耻”有这般深刻的见解，可见雍正皇帝所思至深，殊为难得。我们再看看他是如何在教育和科举领域渗透儒家思想的。一是圈定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雍正皇帝以前的科举考试，如乡试、会试试题都是出自于“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载体，但是雍正皇帝对科举考试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不仅要重视“四书”文，还必须做到“雅正清真”，其中的“真”字，就是讲解真切，符合儒家圣贤的原意。雍正十年，雍正皇帝敕谕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很显然，雍正皇帝通过进一步圈定科举考试范围，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八股科举更加深化了。二是制定规范教育内容标准。在圈定考试范围的基础上，雍正皇帝还不断通过规范科举教育内容标准制约文风。比如在科举考试考“四书”文时，完全以朱熹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要求士子按照朱熹注释的观点发表议论。后来，雍正的儿子乾隆皇帝还专门命人编辑了《钦定四书文》，进一步将科举内容标准化，如果士子不精通“四书”文，就不被承认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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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三是打击对抗儒家的思想行为。以上两点对于学术和思想都意味着约束和限制，看似对儒家思想是更加深化的研究，但其实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出愚忠帝王的奴才。这样，必然出现对抗思想，希望摆脱雍正意识形态控制的樊笼。雍正四年，参与弹劾田文镜被罚往阿尔泰军中效力的谢济世，以批注《大学》被当权者说成“毁谤程朱”，雍正皇帝不允许他抨击程朱，认为他居心不良，讥讽朝政，进一步罚他在军营做苦力赎罪。由此可见，雍正皇帝本人对儒家思想见解虽然十分深刻，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运用，却局限于“四书”“五经”，“画地为牢”，并且将儒家思想作为奴化教育的工具，从科举教育领域进行约束、限制和规范，这是他尊孔的主要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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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三、总结雍正皇帝在尊孔上的表现可谓“顶礼膜拜”，封孔子先人五世为王，避名讳，改诣学，改大祀，无所不用其极，而在儒家思想的具体运用上又“画地为牢”，专“四书”文，专朱熹集注，打击其他思想，这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做法到底因何而起呢？《清世宗圣训》卷四《圣学》中有一段雍正的话，他说：“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有所则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九中，他又有言：“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