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修身观念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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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庙亚圣殿
性善观点的确立
在对心的概念进行探讨之后,我们便可考察孟子对于性的观点和认识。早在儒学形成之初,孔子就以性习对举的模式讨论人性。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开后世之先河。关于人性的讨论,由此成为中国哲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源远流长的人性论史上,孟子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论述方向,提出了较为清晰明确的性善论。孟子在与告子的辩论中指出,“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肯定了人性本善的主张。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并不认为人性是纯然全善、整全无瑕的。冯友兰先生指出,“孟子所谓性善,只谓人皆有仁义礼智之四‘端’”。这四“端”还需扩而充之,方能成贤成圣。可见,人性之善在于其根源上的善性,性善并非一种已达成的结果。
善端还需扩而充之,这就与修身观念联系起来。由性善的观点出发,修身就成为一种必然要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在孟子看来,人扩充善端的必要性,就在于此善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人心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分别所在,因此,若不发扬心中本性之善,将无以为人。仅有向善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为善,即修身,亦是人性最终实现的重要一环。
修身除了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还是善性自然而然的结果。孟子指出,“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参考朱子以“顺”解“利”的注释,可以看到,重自然之势是孟子言性的一个基本方面。既然人性之善是顺其自然的结果,那么修身这一向善的行为也就当然合于趋势,不需矫揉造作。从性善论的立场出发,修身观念以人性之善为前提,被赋予了双重的必然性。性善观点的确立与心之“一本”的体认,共同构成了孟子修身观念的心性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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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能力的肯定
修身若要落在实处,仅有内在方面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修养功夫还有外在方面的需求,即人必须要有主观能动性、为善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孟子有着清醒的认识。孟子看到,人在世界中的创造力是无可比拟的。
主观努力在日用常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对于人的力量和无限可能,孟子给予了充分肯定。孟子明确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成就事物的重中之重,无论在战争功业或是日常生活中都是如此。对于修身而言,人的因素更是关键所在,德性的实现与发扬在笃行上才得到体现。具体来说,修身的全部内容就在于自我确实的变化、改善与提高,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之上的。
人有潜在的、有待于现实化的向善能力,这就构成了孟子修身观念的现实根据,使修身具有了得以成立的现实性。“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孟子承认,在实际生活中,总会有人力无法左右与抗衡的因素。这种不确定性,即孟子“若夫成功,则天也”的判断。然而,孟子显然更加重视人的主观努力。孟子认为,即使是天命也不能影响君子的履行和实践。君子立于天地之间,自可以“创业垂统”,在行动上充分实现向善的能力。
通过对为善能力的肯定,孟子为修身观念确定了知行论上的基础。这种独属于人的倾向和可能,不仅使人拥有了不同于世间万物的地位,更为修身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至此,孟子涵盖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为修身观念建立了强力的理论支撑。
溯清理论源头,方能显示孟子的修身观念何以成为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既呈现出宏阔广博、内涵丰富的气象,亦可见高妙深远,深邃幽微之处。在悠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孟子的修身观念以其深刻和完备,被历朝历代的思想家不断吸收、更新和发展,作为中国哲学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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