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对修身观念的关注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尤其是先秦儒家。早期儒家中,尤其重视和强调修身的是孟子。孟子提出:“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孟子看来,正身、修身至关重要,不受穷达贫富等各种环境的影响。孟子的修身观念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其哲学观点的具体体现。探讨孟子修身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考察孟子修身观念的理论渊源,亦有助于深化对孟子整体思想的理解与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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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邹城孟庙
天人合一的观念
儒家普遍讲求天与人的统一,认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是相通、相类的关系。作为战国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天人观念既与传统思想相呼应,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在《中庸》中,就曾出现天人合一的主张:“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通过人自身的努力与天地并立,达到天人合一的协调状态。《周易·乾文言》亦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就是说,顺应天道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人的行事不能违背事物的发展。
与《中庸》《乾文言》相似,孟子同样肯定天人合一的观念。然而,相较以往的学说,孟子更强调天人关系中人的能动性,这就为其修身观念留下了发展的余地。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人合一的根据在于,人与天是相通的。而天人互通的途径就是以“尽心”“知性”为代表的修身。
此外,孟子对天的认识也与前人不同。“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从天爵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孟子心目中的天道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境界。相较前代来说,天作为人格神的象征意义倒在其次。人在追求仁义忠信等天爵的同时,自然也能收获世俗的认可,天人之道在此达成了一致。
由此,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框架中,修身的合理性得到了充分的提示与彰显。孟子通过对天人问题的继承与开新,为修身观念提供了宇宙论和天人论的基础。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此被确立下来,成为孟子修身观念的必要前提和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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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庙棂星门
心之“一本”的体认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人之所以为人的“四端”皆内涵于心中。但这并不代表心的统一性的自明。若心以割裂和分离的方式存在,以心作为起始和首要对象的修身自然就无根无据、不知所依,甚至无从谈起了。因此,确立心的统一性就成为孟子修身理论的当务之急。
这一点最终在孟子与墨者夷子的辩论中得以确定。夷子持墨家观点,认为“爱无差等”。孟子对此进行了反驳:“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孟子指出,以夷子为代表的墨家罔顾人的自然倾向,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矛盾当中。譬如,人对父母的感情是天性使然,不可割舍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夷子却对这种情感的特殊之处视而不见,坚持爱无差等,最终导致视父母无异于路人的荒谬结果。这就是孟子所谓的“二本”。
相反,“一本”之理才是顺从本心的普遍道理。孟子以世上无不葬其亲者为例,对“一本”继续加以阐释。不葬其亲者,日后路过见暴露凌乱之状,则“其颡有泚,睨而不视”。羞愧交陈至汗颜,哀痛不忍而侧目,于是终于葬之。因此,观念与实际在根源上的统一,而非离散与破裂,才真正符合人的自然倾向。
观念与行动的合一必须建立在心的基础上,这也正是孟子“中心达于面目”这一表述所呈示的深意。“天之生物”源于“一本”,作为天人相通的中介“心”自然亦出于“一本”。由此,作为修身起始和出发点的心的统一性就得到了证实,修身因而具有了充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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