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俭:其实恰恰是因为基于新闻事件,或者说基于新闻媒体的邀请,在合作的过程中,我反而更会去刻意找到纪录在表达上与新闻的差异,更注重去新闻化。我会努力去想我要做的怎么跟新闻不一样,这是我去之前和到那里之后都在想的问题,最重要是选择上面。选择拍什么地方,选择什么主题,选择什么现场。
3月份已经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点,我拍摄的社区不能说是一个新闻现场,它顶多是新闻第二、第三的落点,在那里也没有什么新闻人物,也不是什么特别有名的小区。我选择很普通、很日常、武汉一个普通地方的一个普通小区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新闻人物在里面,这是我当时在某种去新闻性的考虑下做出的选择。
《被遗忘的春天》是一个群像的观察,不像之前的两三部是个体,比如余秀华是一个核心的主人翁,我从一开始对人的关系感兴趣,疫情下人的关系和社区的关系感兴趣,这个关系必须建立角色看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互动,一定是一个群像的观察,我到了那个社区之后我见了十几、二十个居民,包括社区工作者,剩下我到底要做哪些选择和取舍,我拍了五六个家庭和人物,这个片子里面呈现了三个主线和两个不太主线的,这个跟以前的作品略有不同。
顾雪:在拍摄《被遗忘的春天》,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您觉得在拍摄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范俭:那个期间可能很多拍片的人,包括新闻从业者都面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我对自己拍纪录片的要求是一定要进入家庭内部,当时无论是有新冠患者的家庭还是没有新冠患者的家庭,我们在交流的时候都遇到过人际交往的挫败。人家甚至不希望你到他们家里面,甚至不希望谈论这个话题,这个要不停的尝试,而且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拍摄有新冠患者的家庭时,我们也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要做的防备跟日常拍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很珍惜这次同意我拍摄的家庭。
我前一些天专门去了一次武汉,拜访了我的拍摄对象,就是想问候一下,感谢人家愿意我到他们家里面拍摄,这个信任太难得了。
时间的沉淀与反思
顾雪:您拍了这么多的片子,最喜欢哪一部?
范俭:真的没有最喜欢哪一部,一般而言都是会更偏向比较新的东西。只是说从导演的创作理念上,新的作品有一些新的理念,会尝试新的手段,或者说创作方面在新的作品里面表达得更成熟、更多一点,更有新意一点,这个会影响我对这些作品的判断,所以我很难说哪个是“最”。《吾土》是特别的一个,是长达十年的观察、记录和思考,恰好有一个时间的积累让它变得更厚重一点。
顾雪:其实后来我有看您不同的作品,您有谈到在您的创作上有不同的转变,有在讲自己的创作上也有变化,能分享一下这部分吗?
范俭:有好几个层面的变化,我觉得最内在的变化在导演的方法上,并且这个变化还在渐进,我以前很多的作品是偏向叙事的呈现方式,戏剧性推动的内容比较多一些。现在我的作品慢慢地在叙事上做减法,我不是那么喜欢做叙事类型的影片了,这个是我自觉的变化。
新的作品其实是在尝试无叙事的方法,我有一个偏爱的作品叫《的哥》,那是一部没有叙事的影片。今年我尝试去掉叙事,去掉叙事后会获得非常大的自由,这是我这两年比较大的一个创作方向的变化。在电影形式上,除了美学方面,我会比较注意银幕的感觉,以前没有对银幕的追求,这几年越来越有了,我希望我的作品是适合银幕观看的。
顾雪:第一种我大体上可以理解,电影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跟戏剧不同的部分在于美学层面,我们看到的很多电影延续了戏剧的模式去讲故事。刚才您说到银幕感,您觉得什么样的片子是适合放在银幕?
范俭:比如说我昨天在深圳的一个杜比全景声大影厅看纪录片,在巨大的银幕之下,哪怕特别小的细节都会被放大,在巨大的空间里呈现出来的气氛跟小屏幕上不一样的。总而言之,这里面既有技术也有艺术的层面,艺术就是气氛的营造,气氛和情绪这部分比小屏幕上呈现注意的细节多很多,这是一定的。气氛是属于电影和影像的,它跟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存在。一个人在黑屋子里面看到大银幕上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施魔法的过程,这也是我在学习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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