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买任何东西都必须票证的年代,正好我在厨房里担任采买兼厨师,假公济私,为他们代买一些有营养的肉类和蔬菜。后来,他妻子要求,通过私人关系到北京找权威的癌症专家吴桓星治疗,竟然被批准。
我注意到身患绝症的高如星非常高兴,他偷偷地对我说:“在死神和风靠近的时候,自由之神也跟着向我靠近了。”……
高如星在住院期间,我很想去看他却不敢走进军区总医院。首先,我是专政对象,有限的自由在管训队和菜场两点之间那条线上。不经批准擅自到总医院探视另一个专政对象,不可能不被发现,因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认识我。一旦被发现,对他,对我自己都不堪设想。
1971年的春天,因身患淋巴癌而侥幸不参加革命“斗、批、改”的双簧管吹奏家张问仁告诉我,和武汉的第一癌症专家张名河很熟悉,张名河愿意到军区总医院为高如星会诊,建议我化装为地方医院的医生,跟着张名河去探望高如星。
我欣然同意这个冒险行动,戴上口罩跟在张问仁和张名河的身后变混进了总医院,在一间危重病房里见到高如星,首先是护士抿着嘴一笑,接着高如星大声一叫:“COOK”!说明护士和高如星一眼都认出了我。看起来高如星的身体仍然很健壮,只是他那用不完的力气,已经被体内的细胞与细胞之间的战争消耗殆尽了!
在医生们讨论医疗方案的时候,高如星对我说:“谢谢你给我捎来的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我知道他说的是土豆烧牛肉。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前些时还可以走支走动,现在爬都爬不起来了。”
照顾他的小侄女是新近从晋西北的家乡赶来的,她泪汪汪看着她的叔叔,在那个严峻的年月里,她曾经对她爹说过一句胆大包天的话:“我无限崇拜的不是毛主席,是……我叔叔……”她会唱她叔叔写的所有的歌曲。
当张名河告诉他,将要在他身上度行放、化双得治疗的方案,放射和化学药物都要加倍,所以他体内的健康细胞也要受到加倍的摧残。高如星先是有些兴奋,接着暗然的说:“晚了些!要是早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的身体是扛得住的,现在……”“我们一起作努力吧!”“好的!”“你每天都要试着下床走一走,作些必要的锻炼。”“好的。”没想到,那次离开他的病房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一个黎明时分,我听见高如星的妻子在窗下叫我,我探出头来,她哭着说:“他走了……我的这个人还是没有……”一个唯一的‘最低的希望都破灭了,那不就是绝望吗?面对一个绝望的女人的悲哀,我没有说出任何话来,而且我连和死者告别的权利都没有。
后来听说,高如星在咽气之前三分钟休克过一次,把一直照顾着他的侄女吓得乱喊乱叫,等医生赶来,他又醒了过来,笑着对侄女说:“不怕,我不会那么快就死的!”未曾想,三分钟以后,他又休克了,侄女以为他还会说着笑话醒来,她等了好外,叔叔再也没有苏醒,即使是医生对她说:“你叔死了。”她也不相信。
(耶子注:高如星在弥留之际让妻子给他唱唱《跟着我吧》那首歌,“跟着我,跟着我,咱们夫妻双双过黄河。就像一对惊弓鸟,南山上再去搭新窝,听不见枪,听不见炮,开块荒地也能过生活。……”妻子哽咽着唱不下去。刚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眼泪汪汪地看着叔叔,轻声说:“叔叔,我给你唱个歌吧。”她看见叔叔的头微微动了一下,他轻轻地唱起“九九那个艳阳天啦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来到小河边……”——引自百度百科)
在高如星入殓的时候,由于高如星政治上没有结论,组织部决定脱掉他的军装。
从晋西北赶来的高如星哥哥死活不依,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说:“为甚?我弟弟本来是个农村孩子,当年为了**,共产党号召农民参军,要我弟弟穿军装。我记得那是太阳升到三竿的时候,他穿上军衣离开了家、离开了爹娘、兄弟。从那天起,我家就再也没给他往军队上捎过衣裳。今天,脱他的军衣?他犯的是甚罪?谁敢说!你们脱吧,脱了他的军衣就让他任甚不穿,光着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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