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前陪葬品都用实物,富庶的宋朝为什么用起了纸钱纸马纸制品

冥器就是明器,也就是随葬器物。《礼记·檀弓下》:其曰明器,神灵之也。涂车刍灵, 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从考古发现的新时期时代开始的墓葬起,就广泛拥有陪葬品,从早期的蚌壳、石珠等发展到陶器、青铜器,玉器、金银制品等,反映着各个时期的物质生活。早期的明器,都是实打实的实用品,挖出来洗洗就能用。不过从宋朝开始,实物的明器所占比例越来越少,纸质明器越来越多,这一转变,一直影响到后世。
 宋朝以前陪葬品都用实物,富庶的宋朝为什么用起了纸钱纸马纸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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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钱等纸质明器从魏晋到唐代已经开始出现,逐渐成为祭祀是必须的祭品。唐朝还没有焚烧的习惯,一般是把纸钱压在坟头,意思是后人给逝者送生活费来了——“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到了宋朝,开始流行焚烧纸钱,墓前出现“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这样的场景。除了纸钱,更加大型和多样化的纸质明器在宋朝大量出现:纸钱纸马纸衣服纸人偶纸房屋,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相对应的,是之前传统的实物陪葬品越来越少,与之前相比,数量不可同日而语。似乎有些奇怪。历史上,有宋一朝,哪怕南宋偏安,也都以富庶著称于史。号称富有的大宋子民,在丧葬上却变抠了,似乎有些说不通。这其实不是宋朝人变抠门了,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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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观念上的影响。纸钱的流行,原因是在人们的丧葬观念中,认为金钱在阴间同样通用。大家认为,纸钱焚烧后,逝者就能在阴间使用。这也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倡导火葬,民间延伸到随葬品上,认为焚烧后也能起到一样的效果,朱熹就说“自佛法入中国,上自朝廷,下达闾巷,治丧礼者,一用其法”。既然焚烧纸钱有用,那么再延伸到纸马、纸衣服,乃至纸人偶、纸房子,也就很自然。纸钱等纸制品被认为有祷谢功用,在丧葬祭祀等活动中逐步流行,使用广泛。从皇帝到显贵,都接受这一做法。宋孝宗还曾经因为祭祀焚烧的纸钱太小而生过气,“思陵神舆就祖道祭,陈设穷极工巧,百官奠哭 。纸钱差小,官家不喜”。皇帝都带头烧纸钱,民间当然也更加接受。名相寇准在雷州去世后,归葬洛阳,沿路人们纷纷哭丧设祭,挂纸钱焚烧,“人皆设丧祭 ,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纸钱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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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纸质明器能够盛行的条件,是必须有纸。宋朝恰好是造纸业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宋朝继承了隋唐的造纸技术,又对原料加以扩充、工具加以改进、技术上也更加纯熟,产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有量作为保证,宋朝用纸已经不仅限于书籍字画,市场开始延伸到其他应用领域。比如,丧葬业。有了原材料,市场又有需求,丧葬用的纸制品当然就发展起来了。如:“递年浙江诸 富家舍钱作会,烧大烛数条如柱,大小烛一二千条,香纸不计数目。”需求旺盛,纸钱等纸制品生产和销售逐渐成为了一门行业。社会中以扎纸为业的人不少,如宋真宗生母的弟弟,仁宗赵祯的舅舅李用和,早年流落民间,靠的就是凿纸钱维持生计,“(用和)少穷困,居京师凿纸钱为业”。每年的清明时节,到了纸质明器到了销售旺季,东京各家纸马铺都“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来作为促销手段。九月下旬,又“即卖冥衣,靴鞋、席帽、衣段 ,以十月朔烧献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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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明器的优点是便宜又方便。在宋朝以前,许多人家用丝织物做成明器来焚烧,又用陶瓷、玉器、金属器等带入墓中陪葬。这些器物,往往价值不低。对经济能力有限的人家是笔负担。如唐朝流行用丝织品做成明器焚烧,也流行实用器物陪葬,乃至还有专门定做的实物明器,如著名的唐三彩。这些往往花费不菲,但丧户碍于面子和孝道,又不得不勉力而为,可以说奢侈又浪费。相比之下,纸制品发达的宋朝,可以制作出五颜六色的各种明器,视觉效果并不输于丝织品。相比实物,纸制品又便宜得多,所以受到普遍欢迎。同时,纸质明器轻便,容易携带,在适用性上也不差。如果是花同样的银子,纸质明器能买一大堆,实物明器可能就寥寥几件,显不出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