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到《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一书,在序言中作者乔丽华自白说,有一位读者对她在书中用“弃妇”一词来形容朱安,有点接受不了,认为过分同情朱安而贬损了鲁迅。之后,乔丽华听取了意见,改掉了“弃妇”一词。而我则认为,作者没有因为感性而错误形容,反而用词贴切得当。在民国,不单止是朱安,有那么一些“旧式太太”,她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弃妇。第一,她们的丈夫都是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但却遵循愚孝思想,屈从包办婚姻,所以她们就成了丈夫的“愚孝牺牲品”。第二,五四运动之后,刮起了一股“离婚潮”,许多知识分子都以解除“旧婚约”为荣,不惜抛妻弃子,离婚再娶,她们又成为了丈夫的“丢弃品”。第三,她们当中有人终身无性无爱,无儿无女,最后无亲无戚,孤独死去,又成了“世界的遗弃品”。所以,没有比“弃妇”一词来形容她们更贴切了。有名的“弃妇”皆是大师名人抛弃的原配。她们遭到丈夫唾弃,厌恶,甚至有过憎恨,但她们绝非属于品德败坏之类。她们身上都拥有某些独特的品质,足以代表了整一个旧式女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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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朱安弃妇之朱安——替三个人免去后顾之忧朱安是“头号弃妇”,这并不言过其实。鲁迅一生都在精神上抛弃她,她的一生都在过冬天。因为在订婚时,鲁迅劝朱安放脚,上学堂,朱安统统拒绝。所以有人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唏嘘地评价朱安的一生。而其一生悲催的收场,又不得不残忍地用“一无所有”将她概括——无性无爱、无儿无女,老无所依,死无葬身之地......在个人的人生意义上,朱安是与鲁迅的母亲连同一体的,毫无人生追求。她并不能像许广平那样,能在事业上给予鲁迅珠联璧合的帮助。这就令人沉思,较对于社会影响力颇大的丈夫,朱安是否失去了社会意义,相反博取了更多的社会同情?思来想去,其实朱安身处于对社会颇有影响力的周家,她也并非毫无存在价值。自嫁入周家以来,她用自己生命37年的时间,尽心尽力照顾周老太太,这并不单止替自己的丈夫免去了一个“大家”的后顾之忧,更是以大嫂的身份替周作人和周建人承担了尽孝的责任。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编辑家、翻译家,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他们每一个人都各有小家庭,但在周家儿媳中,唯独只有朱安最为贤良淑德。比如初去北京时,对于周老太太而言,人生地不熟,白天儿子上班,又少了三姑六婆聊八卦。那么身边能讲绍兴方言的只有朱安。寂寞难耐时,有人陪在身边聊点家长里短,这对周老太太是莫大的安慰。在生活方面,即使家中请了佣人,朱安同样要亲自照料婆婆的生活起居,还要管理家务,顺带照顾了周作人一家。老太太口味刁钻,下厨烹炒绍兴口味的菜肴也是朱安的日常劳作。这些都是羽太信子、羽太芳子,还有许广平几个儿媳所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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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朱安(左)和俞家两姐妹可以说,周老太太对朱安是高度依赖的,即使朱安与鲁迅不和,也愿意接纳她。这一切,亲友们有目共睹,也异口承认:“朱安与鲁老太太的婆媳关系倒还好,鲁老太太吃的东西都是朱安做的。姑母服侍鲁老太太一辈子,是她最贴心了。”(《朱吉人谈姑母朱安等情况》)如果没有朱安的鞠躬尽瘁,那么周氏三兄弟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投注到母亲身上。尤其在后期,周氏三兄弟各居一处,对母亲的尽孝可谓力有绵薄,心有不足。鲁迅定居上海十年,对母亲的关心单靠书信问候起居饮食,其中仅有两次北上探望,但却仍忙于自身杂事;而周作人自从和鲁迅闹不和分家之后,就将母亲推给了大哥。在鲁迅离京赴沪之后,周老太太也不愿搬去八道湾与他同住,足见母子二人关系存隙;三弟周建人更不用多说,虽早早先于鲁迅到上海谋职,但成就而言,不及两位兄长,经济状况也捉襟见肘。想让他为远在北平的母亲做些什么,恐怕是出钱出力都心有余力而不足。如此,在西三条胡同能陪伴周老太太的,仅有朱安一人。是朱安让周氏三兄弟免去了上有高堂的后顾之忧,心安理得地在各自领域上发挥贡献作用。这样说来,于周家而言,朱安的作用又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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