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青铜时代的王者，怎样从荣耀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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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聚焦：商朝灭亡是因为纣王残暴吗？
战国中期的某一天，齐宣王向孟子询问武王伐纣的历史，孟子回答道：像商纣那样破坏仁义的人，应该称之为独夫，所以武王伐纣不是臣子弑君，而是诛杀独夫。
孟子私下里又说过，他并不相信《尚书·武成》篇中关于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记述。他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仁德之君讨伐昏暴之君，战况不至于那么惨烈，不应该流那么多血。孟子的言下之意，商朝覆灭的主要原因在于纣王的残暴不仁。
可是，流传至今的《尚书·武成》，是东晋人伪造的，并不是孟子所见到的篇章。所以我们无法通过史料判断，牧野之战是否真的血流漂杵。不过学者们认为，《尚书·牧誓》真实可靠的成分比较多，是今人了解那场战争最原始可信的材料。
《牧誓》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对伐商大军发表的动员讲话。按照战争动员讲话的一般套路，应该大肆宣扬敌人的罪恶，以证明战争的正当性、必要性。那么《牧誓》中，周武王列举了商纣王哪些罪行呢？主要有三条：听信妇人之言、不认真祭祀、不重用亲戚而任命逃犯做官。
然而，当我们结合殷墟出土文献，再对照商周两族的文化差异，就不难看出，以上三条并不能作为伐商的正当理由。
首先是听信妇人之言。周武王为了加深听众的印象，甚至还用了母鸡打鸣的比喻。可是，商朝妇女的地位本来就很高，武丁让妇好指挥作战、主持祭祀，商朝却并没有因此而衰败。而周族是宗法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纣王听信妇人之言，在周族人看来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其次是不认真祭祀。商朝人原本很迷信鬼神，可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但是从纣王的曾祖父武乙开始，商朝开始呈现出政教分离的趋势。《史记》中记载，武乙制作了一个象征天神的人偶，并跟它赌博，如果“胜天半子”，就对人偶加以侮辱；又用皮囊盛血，悬在高处用箭射破，称之为“射天”。这些疯狂之举，可能是王权想要摆脱神权的某种变革尝试。从甲骨文和殷墟祭祀坑的年代来看，武乙之后，用活人祭祀的规模明显比以前更小了，甚至要小于西周早期，这也许就是周武王认为纣王不认真祭祀的真正原因。
再次是不重用亲戚，选拔身份低贱逃犯为卿大夫。然而，任用地位低贱的人做官，并非纣王的独创，商朝初年的权臣伊尹是烹饪食物的奴隶出身，武丁时期的贤相傅说，原先是从事筑城苦役的罪犯。当时奴隶逃亡很常见，其他部族的奴隶、罪犯逃到商朝，获得了自由，其中一些贤能者也能被选拔为官员。所以，商朝选官并不是只看重社会地位，王族亲戚的特权也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