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工作坊︱全球网络、多维叙事：广州口岸史研究应转向大格局( 四 ) 全球|口岸

现代世纪新篇章
第四场报告名为“现代世纪新篇章” ，两位讲者将研究时段置于20世纪初期，从新的视角探讨了广州的历史变迁。
广州大学夏巨富的报告题为《“新中存旧”：清末广州商务总会筹建及其活动》，他的研究以商会档案、广州本地的报纸和东南亚的刊物为基础，着重考察清末民初广州商务总会的筹备过程、组织运行及该组织对地方活动的参与，研究清末商会在商界的角色定位及其作用。他指出清末商会势力与旧式行会组织相较，表现出“新不如旧”和“新中存旧”的双重现象。他还提出要横向比较近代商会的历史，以探究其地方特色。
广州图书馆黎俊忻认为，对商人团体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引用报纸、档案等史料，也要着重考察当时商人的具体活动和心理变化，应挖掘不同类型的史料如私人的文献。夏巨富回应，商会史、制度史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尝试克服“只见制度不见人”的研究难题。对于黄素娟“如何判断新旧商人”的提问，夏巨富表示“新旧”概念是相对的，应将这一概念置于清末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商会相对传统的会馆、公所、行会势力而言具有新的一面。周湘认为研究广州本地的商会时应注意到英国商人和广东华侨商人的示范作用，也就是地方特定历史场景。
广东财经大学的黄素娟的讲题是《从军事重地到筹建公园：民国时期广州越秀山的意义构建》。黄素娟尝试通过对民国不同时期广州各界人士参与规划、改建越秀山的情况，及其中蕴含的土地控制权和建设经费筹集等问题的探讨，分析了现代城市空间重组所反映的话语转向。她认为，回顾越秀山公园的历史，从“粤秀连峰”到“越秀公园” ，从文人雅聚的游赏之地转变为表达革命话语的实在场景，实际上重塑了城市空间的社会记忆。而多次游艺会的举办，也体现了不同的群体在塑造广州现代城市空间中的作用。
董少新提问，公园作为一种西方城市化的产物何时在中国出现？黄素娟回应，公园被视为从西方引进的公共空间的一种形式，一直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李德英等人的研究，公园在中国的引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租界里的公园，第二个阶段为清末新政时期的“公家花园” ，第三阶段则是1920-1930年间在各大城市市政府组织下兴建的“公园” 。董少新补充道，越秀山在以往朝代作为军事重地的问题，在广州城市史中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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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合影
文献、文物与新知识
第五场报告的报告集中探讨如何从文献学、博物学、图像学的角度看待中西交流中的异与同。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复旦大学的董少新，他报告的主题是《文献立场与历史记忆：以广州“庚寅之劫”为例》。他首先提出文献是有立场的，即便是最原始的文献亦是如此。其次，文献的立场影响了文献留传，从而影响了人们的历史记忆。他以清初广州城被攻陷的事件为例，分析了征服者、被征服者、广州人民、耶稣会士和荷兰使节等不同身份的人著述中呈现的不同立场。他进而提出了构建“西文中国史料学”这一学科构想，这将有助于突破固有的史学研究框架，在全球史的视野下考察中国史的进程。
程方毅认为，广东地区的族谱、墓志和碑刻也可以作为一种有着自我立场的文献。董少新认同家族记忆类型的文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并强调多语种文献互证的必要性。孙琳提问扬州屠城和广州屠城在叙事类型上是否存在共性，董少新回应记载扬州屠城事件的西文文献尚有待深入研究。
中山大学程方毅的报告《地生羊与鞑靼羊（Tartar Lamb）——两种博物知识体系的交流与遭遇》别有趣味。通过对比中国和欧洲早期博物传统处理“地生羊”进入本国博物系统的差异，他考察了随着17-20世纪欧洲博物馆学的发展，博物学者们对“地生羊”这一超自然文化遗产的态度的变化。同时结合英国博物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与研究兴趣的变化，他还探讨不同模式的知识传统之间的交流进程。他总结道，近代博物学在全球扩张中对各地的物产进行了科学帝国主义的描述，它既是非帝国主义的，也是非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