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工作坊︱全球网络、多维叙事：广州口岸史研究应转向大格局全球|口岸

2020年11月28-29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广州口岸史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全球语境—广州视角”历史专题工作坊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召开。来自全国多个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0多位学者齐聚一堂，以文会友。藉此机会，本次工作坊还举办了祝贺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教授荣休的仪式。
中山大学江滢河主持了工作坊开幕式，吴义雄致开幕词。吴义雄在致辞中首先向与会学者表达了谢意，他指出当今的口岸史研究早已不再满足于对一个时段、一个城市、一种商品的发掘和叙述，而是转向“时代变迁、全球网络、多维叙事”大格局，将口岸的历史置于更为广阔和深邃的背景与脉络中进行考察和认识，本次工作坊的宗旨也正在于此。接着，吴义雄回顾了范岱克教授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的教学与科研成果，并祝愿范岱克荣休之后能有更多的著述面世，为广州口岸史研究开拓更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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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义雄教授向范岱克教授赠送《广州记忆—中大岁月》纪念册
范岱克进行了主旨演讲，主题是《连官（Leanqua）和晏官（Anqua）与1685-1720年广州体系的建立》。他指出，尽管在广州贸易初期，连官和晏官已经拥有了广阔的全球贸易关系网，但中文史籍中并没有相关的记载。通过爬梳英文、法文和荷兰文的史料，范岱克勾勒了连官与晏官二人的贸易行迹。
对连官与晏官的记载最早可见于18世纪早期，他们常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福建，并参与了东南亚贸易。他进而指出，连官和晏官的事迹反映出当时广州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对外贸易并从中获利，此种活动直到1720年才被禁止。由于清政府政策的差异性，商人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不同群体的商人面临着不平等的境况，这导致了中国商人在广州贸易中逐渐居于劣势。范岱克关于两位行商的研究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清代早期广州贸易运行体制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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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捧鲜花的范岱克
一个千年与两个广州
第一场发言主题是“一个千年与两个广州” ，旨在从长时段探讨广州在全球发展中的位置。
广东省社科院李庆新的讲题是《南海贸易的第一个“广州时代”——基于8-10世纪考古资料的思考》。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海底沉船考古项目的开展，暹罗湾叻丕沉船、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等均出土了与广州相关的船载遗物，为研究南海贸易的两个“广州时代”提供了大量水下考古资料。李庆新指出， 8-10世纪南海贸易进入繁荣阶段，广州港在此贸易网络中具有首位性、中心性和代表性。经过数个世纪的起伏，广州在15世纪再度重返主港地位。两个“广州时代”的差异在于，第一个“广州时代”是单一中心的“一元结构” ，第二个“广州时代”是广州—澳门组成的“复合结构” 。两次“广州时代”的更迭与差异显示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和全球海洋贸易市场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展现了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历史趋势。
中山大学郭丽娜提问，发言中展示的广州出土木屐是否外销订制品？李庆新回应到，出土木屐数量共十八只，外观一致，至于它们是出口的订制品或是广州人的日用品，尚无定论。
第二位发言人是吴义雄，他以《1814年中英“贸易新章”的解析》为题，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档案，通过对1814年两广总督蒋攸铦批准的“中英交往新规”以及附加限制性条款的解读，揭示了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转折的关键一幕。他指出“新规”的出现，是英国人在通商关系中权势日益增长的结果，他们利用渐增的话语权向清朝的“夷夏”观念展开了攻势，以“国家名誉”为焦点争取在广州的贸易权益，而广东当局的妥协实质上意味着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清政府卷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