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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伊洛地区体现夏朝大禹建都与治国理念的具体概念是怎样的呢？为何周武王会发出“有夏之居”的感慨呢？《淮南子·卷一·原道训》：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是故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倒生挫伤，鹰雕搏鸷，昆虫蛰藏，草木注根，鱼鳖凑渊；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木处榛巢，水居窟穴，禽兽有芄，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大禹当年为了团结四方民众，化干戈为玉帛，不惜“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实现了“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天下和平繁荣的局面。这种天下一家、和平繁荣的盛世，不正是周武王与周公旦的理想家园吗？当周武王在靠近周朝中兴之地不远的伊洛地区看到和夏朝国都同样地理环境，能不打动周武王做出在此建都的决定？周公旦对此也是极力赞成，并付诸实现了这一伟大理想，建立了现在我们仍在尊崇的周礼制度。周公为营建成周洛邑，定礼乐，特意前往夏都涂山地区，采风定礼乐。《吕氏春秋》之《季夏纪第六》中明确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这也就是《诗经》中“周南”“召南”的本意与来源。那么，夏朝国都的地理环境具体是什么样的呢？任何文献也没有记载夏朝国都的具体地理环境特征。如何确定伊洛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夏朝国都相同或相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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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的四方湖畔，有一个不知历史来源的古城遗址；其位于淮河流域北部，淮北平原，北淝河北岸，四方湖畔；其周围无任何险关要隘，地势平坦；其悠久的历史来源，至今无人能考证；而其雄伟的规模与城池配置，非繁荣鼎盛的大统一国都所能具有。经笔者通过全方位的论证，这正是华夏民族千方百计寻找、求之不得的夏朝国都唯一遗址。其与“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的地理地貌，极其吻合。周武王的陈述正是对夏朝国都地理地貌特征的写实描述。因此，综合以上史料论述，“有夏之居”并不是周武王陈述伊洛地区有历史遗存的夏朝国都遗址，而是说明伊洛地区具有夏朝国都同样的地理地貌。是周朝实现部落大团结，实现像夏朝一样治国理念，可以建立像夏朝国都一样的周朝国都。周武王的这一理想，通过周公的努力，不论是在周朝国都建设上，还是治国理念上，都得以实现，建立了以夏礼为基础的周礼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夏朝国都的寻找工作，各方还在努力地进行着，了无踪迹，甚至已经把目光延伸到了遥远的国外。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夏朝国都的寻找与确立，不仅对历史学家与考古学者是个考验，更是关乎中华文明世界地位的重要课题。不管对于历史学家与还是考古专家，不管对于理论还是现实，不管对于国家还是地方，如果“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如何早日实现夏朝国都遗址的定位与确立？（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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