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美国全球史书写中的中国——以其中有关明清史的叙述为例( 三 ) 全球|美国|明清史|中国|叙述|史书|老年

(3)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该书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1年出版了第三版,中译本即译自该版。该书中有关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内容主要在第21章“旧秩序的衰落”(第463—464页),第28章“全球变化时代亚洲的转变”(第611—626页),第32章“危机中的文明:奥斯曼帝国、伊斯兰腹地和清代中国”(第730—739页),以及第33章中“日本与中国的不同道路”这一节。
(4)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该书本世纪初首版问世以来,至今已出至第六版。中译本译自其2006年的第三版。该书中有关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内容主要在第22章“延展: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的复苏:明朝”和“中国人对印度洋盆地的勘察”两节(第613—614页、第620—621页)、第27章“东亚的传统与机遇”(第 765—783页)和第34章中“被围攻下的中华帝国”一节中。
(5)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该书中译本译自其英文本的第二版。有关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内容,在该书中很多章节都有涉及,主要包括第15章“扩张的世界: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经济复苏”中“中国帝制的局限性”(第579—583页),第16章“帝国竞技场:16和17世纪的新帝国”中“陆上帝国:俄罗斯、中国、印度莫卧儿和奥斯曼土耳其”(第627—628页),第17章“16和17世纪的生态革命”中“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第666—669页),第18章“思想革命:16和17世纪的宗教与科学”(第693 页、第696页),第19章“国家与社会:16—17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第 740—743页),第20章“增长驱动:18世纪的全球经济”中“经济趋势: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第775—777页),第21章“全球接触时代:18世纪帝国的扩张与交接”中“受限或衰落中的亚洲帝国主义:中国、波斯和奥斯曼”(第798—801页),第22章“启蒙运动的交流:18世纪的思想”(第838—840页、第842—843页),第23章“代替体力:能量革命”中“中国和工业化”(第906—908页),第25章“19世纪西方称霸世界:权力的西移和全球帝国的崛起”中“鸦片战争”(第960—964页)。
这五部著作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全球通史的代表。这些作者努力尝试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将全球各区域均纳入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相较于19世纪的欧洲中心论,全球史的书写范式无疑是进步的。另一方面,相较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界“世界史中无中国、中国史中无世界”的书写模式,这些全球通史都把中国历史纳入其中,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某一时期中国在世界范围中的地位和发展状况;这也是此类全球通史著作一再被引进并都比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但对这些全球通史著作,中国学界需要有多一些的学术批评与反思。
这些全球通史著作涉及明清历史的内容,少则占20余页,多则占30余页的篇幅。明清两朝共历四个半世纪,被选择书写的内容少之又少。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为例,如果与同期朝鲜、日本甚至南亚、非洲的内容相比,有关中国的内容所占篇幅似并不低,但如果与同期欧洲历史所占篇幅相比,则仅约其十分之一。篇幅的多少当然与作者的取舍标准有关,但也体现出作者对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重要性的主观判断。作为中国读者而言,在阅读一部全球通史著作时,看到自己国家的历史仅占如此少的篇幅,而大量重要的内容不被提及,或许不会满意。
早期全球通史著作中的明清时期中国的整体形象是保守、停滞、落后和缺乏变革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地理、人口、农业生活方式、书面语和儒家思想等几个方面解释中国文明的内聚性和连续性,又由周代至明清的中国王朝兴替,认为中国历史是循环的而缺乏革命性。他认为“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但同时又认为这种“秩序”和“持久性”是不幸的。他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