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地方为掌握高层动态，专门设置了一个特殊机构，其人员堪比锦衣卫人员|地方|锦衣卫|机构|动态

所谓“耳目”，《荀子·君道》中说：“耳目之明，如是其狭也。” 《晋书·凉武昭王传》中说：“赏勿漏疏，罚勿容亲，耳目人间，知外患苦。” 《左传·成公二年》中说：“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在清朝的时候，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能够及时掌握朝廷动态，就设置了一些专门负责搜集情报信息的“耳目”。这些“耳目”堪比明朝的锦衣卫，到了清朝的时候，又被人们称之为“坐探”，其规模之庞大让人咋舌。

文章插图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二回中则说道：“恰好那时候伯芬放了江海关道，肖臣由南京来贺任，伯芬便重重的托他，在南京做个坐探，所有南京官场一举一动，随时报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孙文革命运动清方档案》中也有：“前因风谣甚重，经馥电派已革总兵李定明巡缉长江一带，上至汉口，下至上海，无处不有坐探，无日不有行探。”等等这些，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以层级为主，具有强烈隐秘性的“政治文化”——耳目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问题则在于：坐探信息的来源途径是否多种多样；信息的准确性有多高；是否有利于政府做出判断和进行决策。对于这些，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去研究它。

文章插图
话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尚在试用期的李景枚受到刘坤一的推荐而入职上海的文报局。在任职期间，李景枚的对外身份是驻局委员，平日里负责管理局中的各项大小事务，但是，在暗地里，他还有一个身份——驻沪坐探。“坐探”也叫作“坐探”委员，它是指：一些地方官员派出去驻扎某地的探员。这些坐探平时里主要负责搜集各种信息和情报，他们既不是地方官的幕僚，又不是其长随，而是候补官员。因此，在清朝的史书中，我们很少能够见到关于这类人的描述，以至于，我们今日对坐探的详细情形、其在官场上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晚清政局的影响知之不多。说起幕僚和长随，若是我们把他们比作地方官的左臂右膀，专门替官员排除忧虑和解答疑惑的话，那么，坐探就好比是地方官的耳目，为之搜寻信息。1895年，时任河南巡抚的刘树堂命候补知县曹和济，当即前往天津打听有关中日战争的具体情形。对于自己所任职的职位，曹和济是这样认为的：“乙未年春天，我被刘公任命为作谍、耳目，先后前往江南、浙江和福建等地方刺探政情，广集舆论，了解事情大概后便写信告知刘公。”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和济把自己的职位看作“作谍”和“耳目”，同时，这也是他对于自己所经历的角色的定位。如果，我们仅仅从“耳目”这一性质上去探讨“坐探”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清朝，还有两个群体跟坐探大致相同，那就是“坐省”和“坐京”。这三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之所以说它们相同，是因为，人们有时用这三者来表示同一类人。

文章插图
而它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其含义和组成人员的不同：“坐省”又被称为“坐省家人”和“省友”，其主要由州府郡县的官吏、长随的家人和一些打杂的差役组成。这些人长期驻守在省城之中，平日里主要和督抚部院、藩臬两司打交道，替州县搜寻情报。除此之外，坐省还负责发放官吏粮食、押解罪犯和登记刑事案件等职务。因此，其在政场上主要起协调地方行政机构的作用。“坐京”，也叫作“坐京家人”，这主要是指一些边疆的大臣距离朝廷太远，无法及时掌握朝廷动向，便派一些人长驻京城，打探朝廷内情，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便是这其中的一员。在大清的官制中，原本是设置了提塘官位的（其主要负责传送中央部门和各个省份之间的公文书信，其由各省推举给兵部而产生）。但是，因为提塘和督抚都是正式官员，彼此之间想通信的话要经过许多繁琐的程序，实在很麻烦，而“坐京”则不一样了。李宗侗曾对“坐省”与“坐京”作出过概括，他是这样认为的：坐京跟民国初年各个省驻在京城的办事处一样，只是办事处是向民众公开，被政府登记注册了的；而坐京则在暗地里活动，办事隐蔽，各省的督抚都可以拥有；坐省则是府县派去驻在省城的人。并且，“坐京”一词最早出现，可见于雍正帝的谕旨之中，无论是“坐省”还是“坐京”，这两者都是代指人，而不是政府机构或部门，而且，他们的职务主要是向州县汇报中央动向。实际上，官员拥有自己的“坐京”这件事并不是秘密。在乾隆给一位大臣的书信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坐京”一词了：“我已经降下谕旨四十多天了，两淮的盐政也已经告诉坐京这件事了，并让他们写信给你，而且上个月二十七号之时，我又下旨让人回奏情况了。按理来说，此时你应当已经接旨了才对，不知道你是为什么如此怠慢呢？是对所调任的职位不满，还是对我作出的决定而感到不满呢？”可见，在乾隆年间，地方官员派“坐京”早已经是一件人尽皆知的事情了，而且，朝廷也默许了这件事。如果，把“坐探”跟“坐省”“坐京”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坐探”的职责并不包括处理政务，而“坐省”和“坐京”有时候则需要具备“坐探”的侦查能力。但是，从外延上来看，“坐探”的职责范围包括了“坐省”和“坐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