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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邓广铭受到的鼓励】邓广铭是历史学家，尤精于宋史研究。他曾在三件事上受到过胡适的帮助。
第一件事是胡适让邓广铭留校做助教。1936年，邓广铭在北大选修了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本科毕业时，遂以十二万字的《陈龙川传》作为论文毕业，他的这篇论文让胡适刮目相看。于是，作为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胡适，将邓广铭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让他当了助教。其实，1932年邓广铭能考上北大，也与胡适对北大的考试改革有关。此前一年，吴晗因数学成绩不好没上北大，让胡适在下一年对北大的考试做了改革，适当地降低了数学成绩所占的比重，为那些有文史天赋的人预留了空间，在此情形下，数学不是太好的邓广铭才考上了北大。
第二件事是胡适通过中基会资金支持邓广铭的辛弃疾年谱的整理与编纂。关于此事，邓广铭回忆说：“当我写作《陈亮传》（注：即《陈龙川传》）时，找来梁启超所作《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所作《稼轩词疏证》参考，却全都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我就想自己另作一本《稼轩年谱》和《稼轩词注》。适逢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报纸上发布通告，号召从事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可以向该会申报课题申请资助费用。胡适先生是该会的秘书长，傅先生则是该会的学术评议委员。我于见报之后，去胡先生家询问我是否可以申请，胡先生问知我要写作《稼轩年谱》和《稼轩词注》，便向我说，梁氏弟兄既已写了年谱和词注，而梁启超又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你如想另作，必须对他们的成品写一书评，说明你掌握了更多的材料，能作出更好的成果出来才行。我照此办理，写成一篇《〈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总辨证》，在《国闻周报》上刊出。胡、傅两先生看到此文之后，都以为写得不错，而在清华大学任导师的陈寅恪先生，当时与我尚不相识，竟也对此文大加称许，并且屡次向人询问作者为谁。直至问及傅先生，方知我是刚从北大毕业的，是傅先生的学生。此后，我所申请的项目果然得到批准。”其实，在得知陈寅恪推崇邓广铭的学术研究之后，胡适还特地“约请陈寅恪为邓广铭写了专家推荐”。
第三件事是胡适将自己的办公室借给邓广铭使用。当年，胡适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在学校拥有专用阅览室，但他基本不在那里看书，而是在他的米粮胡同四号藏书万卷的书宅中做学术研究。因此，当邓广铭提出使用胡适专用阅览室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关于此事，邓广铭回忆说：“忘记是在一种什么场合，我鼓足勇气去问胡先生，他在图书馆的那间阅览室可否借与我用，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而且立即打电话给图书馆的负责人，要他把那间阅览室的钥匙交给我。”对此，邓广铭非常开心。他曾引用《礼记·学记》中的话说：“‘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全唯此室是用，它使我真正体会到从事学术研究的乐趣。”
胡适为何如此青睐邓广铭？无非是爱才惜才而已。1936年，当邓广铭去申请中基会资助时，胡适不经意之间说了一句话。他说：“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这句话，属于典型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式的话语。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的“先生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