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大和九年的诗人|文学驿站| 张立九年|李训|诗人|张立|文学|驿站|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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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九年的诗人
一
大唐大和九年，即公元835年，这一年直到冬至日之前，比往年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南衙（朝官）北司（宦官）之争还在发酵，朝官中的牛李党争也仍在继续。对唐文宗来说，尾大不掉的割据藩镇毕竟离朝廷很远，他最头疼的就是朝臣之间无休无止的党争，他感慨道：“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他对党争的厌烦，使得朝官中的第三股势力趁机崛起，这就是通过宦官而上位的郑注、李训等人。
郑注本是江湖游医，医术高明，辩才亦高，由宦官荐举给文宗，之后一路畅通。李训乃奸相李逢吉之侄，当年臭名昭著的“八关十六子”之一，因罪流放，遇大赦而还，李逢吉给他钱财贿赂郑注，郑李二人一拍即合，但亲密而有间。他们善于揣摩皇帝心思，开始排斥两党。郑注身材矮小，眼睛下斜，而李训身材伟岸，相貌堂堂，因此，李训爬的比郑注还要快。
大和八年开始，口碑不佳但能量巨大的李训、郑注成了政治暴发户。他们先是拉牛党领袖李宗闵复相，排挤走了李党领袖、宰相李德裕，接着在大和九年又把李宗闵一干人等借故贬走，这年九月，李训终于当上了宰相。唐朝宰相一般都有三四个，其他几个宰相也算自己人。大权在握，自然开始贬斥反对过他们的官员，只需扣上朋党的大帽子就行。杜牧有诗云：“太和八九年，训注极虓虎。潜身九地底，转上青天去。操持北斗柄，开闭天门路。”史书也记载“朝士相继斥逐，班列为之一空”，一时间人人自危。几家欢乐几家愁，被贬斥者和暴发户们似乎都忘了“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这个道理。
大和九年，按照唐史的划分，还属于中唐。
中唐的诗坛，执牛耳者是元白诗派，代表人物是元稹、白居易、李绅等；其次是韩孟诗派，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贾岛等；还有写山水田园诗并称的韦应物、柳宗元；自成一家的还有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人。其中元稹、韩愈、孟郊、韦应物、柳宗元、李贺等人已经去世，大和九年还健在的诗人中，最著名的便是白居易和刘禹锡二位大佬，但英雄暮年优裕闲适的唱和生活，并没有产生几首众口传诵的好诗。
反倒是晚唐最著名的三位诗人，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在这一年正值青春华年，英姿勃发，或是缠绵悱恻的爱恋，或是血气方刚的正气，都展露出了出众的才华，预示着诗坛新生代的崛起。
二
大和九年时的白居易已经64岁了，定居东都洛阳已有6年。这年九月，朝廷让他当同州刺史，他辞病不拜，他真的不想离长安太近。于是十月，又改授他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当年因朝中朋党倾轧，被贬江州司马，他“兼济天下”的雄心从此变成了“独善其身”的心态，大胆敢言、批判讽刺的新乐府诗也不写了。后来干脆宁愿一直外放，也不愿回到风起云涌、波谲诡异的政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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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晚年常居洛阳，官越做越大，事越来越少，俸禄越来越高，用他发明的词叫“吏隐”。分司东都的官员多少有些远离长安的失落，但也有京城所稀缺的自由洒脱，不管是当过宰辅的裴度、牛僧孺还是李德裕，也都是诗人，在洛阳时常常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宴饮唱和，洛阳的文学风气甚至一度强过了长安。
大和九年的李绅，这位开创了新乐府诗的悯农诗人，因与李德裕交好，也被李训贬到了洛阳，加入到了分司东都的诗人群中，找到了久违的平和和诗情。
大和元年，刘禹锡、白居易二人同在洛阳为官时就多有唱和，出过几卷《刘白酬唱集》。大和九年的刘禹锡本来当着苏州刺史，白居易推辞不就的同州刺史，朝廷让他去当，他二话不说就上路了。备受打击、多番起落的他心态一向不错，比白乐天更乐天，比生死之交柳宗元多活了23岁。第二年刘禹锡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将刘白诗人群的交游酬唱活动推向了高潮，“当时名流皆从之游”，让在京城长安担惊受怕的诗人官员好不羡慕。可是，我们从这些酬唱诗中很少看到百姓的疾苦、时局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