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细说明朝的佛教政策：尊抑和礼遇并重，为统治阶级服务佛教|政策|礼遇|服务|僧官|老年|中年

佛教并不是我国本土的宗教，是一个舶来品，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当时被称之为浮屠教，佛家进入到中国后，迅速和本土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佛教，当时的佛教派别众多，主要分为：原始佛教、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当时在我主要的是汉传佛教，自东汉到南北朝时期发展较为迅速，人数众多。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根据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也有佛寺数百座。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经历了鼎盛的佛教随之进入衰落时期，在元朝时期，元朝统治者主要支持的是藏传佛教的，等到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所以在明朝时候佛家主要以汉传佛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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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置专门的律法而朱元璋也是和尚出身，对于佛家有别样的感情，但是身为一个统治者，他不可能只按照个人好恶来实行政策，他要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来考虑，对于佛家政策也是如此。朱元璋认识到佛家对于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于是他对佛门教团的严厉整顿，并且颁布了针对佛家的相关律法条纹，比如《周知板册》、《寺院名册》、《申明佛教榜册》、《榜示僧教条例》等，这些都专门针对佛家管理的律法，规定之琐细、人身控制也十分严格。这些律法的规定，就和管理普通民众的黄册和里甲制度一样，将佛教徒严格的控制管理起来，使他们在朝廷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活动。（二）、设立僧官制度僧官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管理僧众的官员，其实这个理解也有一定的道理，朱元璋设立了专门管理僧官的机构和官制，形成明朝特有的僧官制度。在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就废除了元朝设立专门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专门机构——宣政院，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发废除了，自唐朝以来就设立的管领天下僧尼及道士的功德使衙门，这都是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被朱元璋废除了，那么既然旧的被废除，就需要新的机构出现。洪武元年正月在金陵天界寺置“善世院”，秩视从二品；授觉原慧昙禅师为“演梵善世利国崇教大禅师”，令“领释教事”。又设统领、副统领、赞教、化纪等属员，职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之任免事宜。这是明朝第一个专门管理佛家事务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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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洪武四年，善世院也被他废除，所有管理宗教事务的权力被他授予了礼部，直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的皇位已经完全稳固，大明王朝各项政策制度也逐步完善，他才设立了专门管理佛家事务的机构，僧录司。僧录司设左（明代尚左）、右善世二员，正六品；左、右阐教二员，从六品；左、右讲经二员，正八品；左、右觉义二员，从八品。要求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之高僧担任。府、州、县三级，则分别置僧纲司（设都纲一人，从九品；副都纲一员，未入流）、僧正司（设僧正一员）和僧会司（设僧会一员），各掌其事；亦要求所在各承宣布政使遴选有德望之僧伽，报送礼部受职。其职责是以职掌全国佛教事务——包括名山大刹住持的铨选、举荐、考试和任命，僧尼度牒的颁发，道风僧纲的督察，僧尼名籍簿册和全国寺院名录的编制、汇总、申报，违纪毁戒僧尼的处分，佛教经典的刻印，外国僧侣使团的接待等等。僧录司的创立标志着僧官制度的形成，一直到到明朝灭亡僧录司都是存在的，这些管理人员称之为僧官，并且有按照官员的待遇给他们发放俸禄，刚开始这些僧官是没有俸禄的，《金陵梵刹志》记载：“（僧录司创立之初）全依宋制，官不支俸。”可是正在洪武二十五年后，这些设置的僧官开始发放俸禄，根据《明太祖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史书的记载：（僧录司）左、右善世按正六品给俸，秩同翰林院侍读、六部主事等，月给米十石。左、右阐教按从六品给禄，秩同翰林院修撰、太子春坊左、右赞善等，月给米八石。左、右讲经按正八品给俸，秩同六科都给事中、五经博士等，月给米六石五斗。左、右觉义按从八品给禄，月给米六石。都纲按从九品给禄，秩同各府卫儒学、税课司、阴阳学、医学、巡检司等杂司衙门，月给米五石。副都纲以下各级僧官，俱未入流，设官而不给俸禄。就这样他们成为吃皇粮的官员，成为独特的僧官，管理者宗教事务，实现朱元璋对佛教的管理。（一）、尊崇朱元璋在成皇帝之前，当过几年的和尚，但是他这个和尚当是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在寺院里也没有待几天，整日云游四方，所以他这个和尚对佛教的典籍，并不是很精通，但是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佛家的推崇，但因为他知道佛家对他大明王朝的统治有极大的作用，所以他当上皇帝之后也十分推崇佛教，根据《明史》和《明太祖实录》记载，故践祚伊始，便多次诏征东南高僧，延入禁中，请教佛法，礼接颇厚，“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特别是自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1638—1372年），连年在蒋山寺启建“广荐法会”，以超度阵亡将士及殁于非命之庶民，并为新王朝祈求福祉。这一切无不是看中佛教的教化功能。朱元璋也亲自出席这些活动，目的就是在向世人说明自己尊重佛教。不仅如此朱元璋还致力于佛家典籍的传播，根据史料记载，在位期间，朱元璋陆续撰写过《心经序》、《三教论》、《修教论》、《佛教利济说》、《祭宝志公文》等赞颂佛教之“论”、“说”、“杂著”及“诗”、“赞”、“敕”、“谕”共八十篇（均收于《御制护法集》）组织刊刻大藏经；诏天下沙门广泛宣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三部大乘经典，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在明朝的发展。（二）、控制朱元璋尊崇佛教的本意还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但是佛教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有一些弊端，于是朱元璋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佛教，包括佛教的规模等。第一、朱元璋采取寺院合并的政策。将僧侣人数在二十人以下之小庙、小庵，悉数归并于大寺院。“凡僧之处于市者，其数照《归并条例》，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悉令归并。其寺宇听僧折（似为“拆”字之误）改，并入大寺。如所在官司，有将寺没官，及改充别用者，即以赃论。”随后又严格的规定，各府、州、县只许保留大寺院一所，僧伽集中居住。僧人数量，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这些规定执行的十分严格，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劝过寺院的数量，也便于官府管理。第二、严格执行剃度出家制度明朝给僧侣发放的度牒是免费的，但是对剃度管理的十分严格。规定年满二十志愿出家者（不含军、匠、灶、站以及违碍人等），必须由其父母将户内丁口事产及为何情愿出家为僧等情供报入官，奏闻朝廷；获允准后，方许披剃。这还不算，过三年还要进京考试，不合格的也要短发回家。洪武二十年八月，又对志愿出家者年龄作出限制：“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以下来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这就是说朝廷控制了剃度为僧的权力，不这些没用剃度志愿出家的要控制，就是出家过的也要控制。对先有的僧人，对现有僧伽，由翰林学士宋濂出题考校，精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者，准许其继续为僧；不通者，则令还俗。所以说你在明朝的看到有人私自到寺院进行剃度，上面不知道，在寺院里独自完成剃度，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