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时，胡厚宣先生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我考上了他的副博士研究生，跟着他在历史所学习。研究生结业分配工作时，当时来招人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胡双宝老师，感到我学的古文字对中文系有用，就招收了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文史不分家，不管是学文还是学史，两方面的知识都很需要。虽然对古代史还是有很大兴趣，但我的精力和关注焦点慢慢地更多转移到了古文字和古文献尤其是出土文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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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校办公条件很差，一般教师没有办公室，学习研究主要在宿舍和图书馆进行。我结婚后住的房间很小，白天把床当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晚上要睡觉了才把书挪开。空间狭窄，不只一次起身太急没注意，把放在地上的暖壶踢翻打碎。现在，国家为教学科研提供的硬件条件越来越好，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习工作条件比当时好得多；在很多新技术支持下，古代文字、文献研究的资料采集也有了突破。我时常对学生和年轻同志说：“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当时好得多，你们应该好好珍惜，抓紧时间，努力做出应有的成绩。”
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看起来好像是一门艰深的学问，许多人望而生畏，觉得甲骨文、金文太难学，其实有了必要的条件和兴趣，认真学，都能学好。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投身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与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文献资料非常丰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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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出了很多简帛古书，有西汉早期的，也有战国时代的，内容很重要，是前人所没有见过的，对于我们研读先秦、秦汉的古书，对研究当时的各种问题有很大帮助。这是现在有相当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的重要背景。
学风要尽可能谨严
2012年，我曾经根据不完整的报导，就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出土的鸟形盉铭文写过一篇考释短文。2018年，《考古学报》上公布了此墓的完整的发掘报告，那时我的视力已经退化到无法看书读报的程度，在博士生兼助手郭理远的帮助下，读了这份报告，才知道那个鸟形盉铭文是同墓所出的铜盘铭文的很粗略的节录，我过去仅据盉铭本身所作的考释完全走入歧途，毫无可取，因此在郭理远的帮助下，撰写了《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出土盘盉铭文解释》一文，在我们中心的网站上发表，前言中指出2012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毫无是处，应该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此事竟在同行学人中引出了不少称赞，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在文史研究中，随着最新史料的挖掘和发现，过去一些考据类的文章结论常常会被证伪，这个情况是学术研究中常会碰到的。发现自己的文章中有错误，自己理应及时指出并加以纠正，以免贻误。这是做学问的应有态度。有人因此夸奖我，恐怕是因为现在愿意这样做的人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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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整理自己的文章编成文集时，每篇都要加入“编按”，指出文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或不妥的地方。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眼疾导致的视力下降，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做了，深感遗憾。我以前曾在文章里提到，治学应有三种精神：一、实事求是；二、不怕苦，持之以恒；三、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现在我还是这么看。
我现在年过八十，视力极度衰退，但还能在学生和同事的帮助下，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写我感兴趣的文章，应该感谢我们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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